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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正坤的莎翁故事

文/张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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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细雨的午后,我们在辜正坤教授书房里对他进行了专访。书架占满了三面墙壁,唯有窗台下一张长长的条案,也铺满了书籍、画作、纸张。英文、佛法、道家……在这些书籍的环绕中,听这位莎士比亚研究会的会长讲讲他的莎翁故事,并且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来看莎士比亚,很是有趣。

 

记者:从初读《仲夏夜之梦》、《奥赛罗》,翻译十四行诗,到成为一位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您对莎士比亚的了解有怎样的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呢?

 

辜正坤:1968年我中学毕业就赶上上山下乡。那时候没什么娱乐活动,看书就是最大的乐事,经典书目中的哲理或故事情节,让我十分迷醉。我们一帮志同道合者经常聊到深夜,许多人都来听。我那时很喜欢阅读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也很迷恋诗歌。古今中外的大量文学作品我都读,尤其迷恋托尔斯泰的小说和普希金的诗集。在田间地头干农活的时候,我会整天自顾自地背诵诗歌、散文、甚至某些一些小说章节。

我读的第一本莎士比亚作品是《仲夏夜之梦》,当时觉得它太花哨,评价不高。随后读了《奥赛罗》,这才觉得莎士比亚还真是高手。打动我的主要是它的情节,一环扣一环,悬念处理得比较好,人物之间的瓜葛关系处理得也很好。

后来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又困惑了:这个人怎么翻来覆去总写一个题材,友情啊爱情啊,主题都差不多,怎么还有这种写法呢?当时我感觉西方的诗歌和中国的不一样。按照中国诗词的写法,至少苏东坡肯定不会这么写,他若读了莎士比亚的诗集估计要打他的板子。苏东坡曾批判过秦少游,说他的“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人骑马楼前过”,意思是用词啰嗦、不精炼。像莎士比亚这样连篇累牍地写同一个主题,他肯定是不赞同的。但我认为,莎士比亚的语言技巧确实令人佩服,题材虽然重复,但每次说法不一样。他特别善于使用各种精巧的比喻。高尔基曾说,文学的艺术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艺术。用这个标准衡量,那莎士比亚的诗当然是正宗的文学创造,因为他把语言艺术应用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后来恢复高考,我成了77级英语专业大学生。在北京大学读硕士和博士期间,我的导师杨周翰、李赋宁先生都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他们二位当时都是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的副会长,会长当时是曹禺先生。这里要提一下,研究中西文化比较,是我很早设定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当然包括中西文学。而要研究西方文学,就绕不过莎士比亚。在准备博士论文期间,我原拟课题是伊丽莎白时代诗歌与盛唐诗比较。这个课题以李赋宁先生的名义申报为国家教委科研项目,获得批准。但是,后来经过一番磨合,觉得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太大,于是不断缩小题目,比如:莎士比亚和李白、杜甫比较等等。但觉得题目还是太宽,最后敲定为《哈姆雷特延宕难题研究》((The Problem of Hamlet’s Delay)。论文用英文写成经过答辩获得通过,我获得博士学位。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莎士比亚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

为什么哈姆雷特迟迟不复仇,莎学家们谓之“延宕”难题,这是莎士比亚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之前的研究一直基于莎士比亚戏剧文本本身。专家们对哈姆雷特的延宕原因解释各不同。我把他们的解释都概括了一下,总共有19种说法。基于这些说法,我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说法。但仅从文本分析是不够的,我的做法是拓展视野,从文本外来找依据。我研究了大量的莎士比亚传记文献,尤其是研究了他所生活的伊丽莎白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这一下,视野就大大拓宽了。我终于发现,莎士比亚并非是住在象牙塔里的人,他其实深深地卷入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政治斗争,他的很多历史剧都渗透着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影射,这种情况,在《哈姆雷特》这个剧本里尤其多。

《哈姆雷特》影射了伊丽莎白王朝的政治状况,而哈姆雷特形象就是影射该王朝的政治人物艾瑟克斯伯爵。无论从年龄、衣着还是经历和语言等等因素上都能看出来。艾瑟克斯是个青年贵族,据说很受民众欢迎。他是伊丽莎白的情人,很多人认为他会继承王位,甚至认为这是已成定局的事。但后来艾瑟克斯十分傲慢,加之女王又似乎有了新欢,于是艾瑟克斯和他的支持者们阴谋造反。但艾瑟克斯有犹豫不决的坏毛病,在大权在握时错失良机。他的阴谋最终被女王发现,被女王软禁,并在1601年2月15日被斩首。哈姆雷特的“延宕”其实是在以剧本的方式总结历史经验。当然,莎士比亚的影射要做得很隐蔽,比如哈姆雷特就是借用的丹麦王子的身份,射的却是英国的王。这类影射现象在莎士比亚时代时有发生,有的学者因此被囚禁于伦敦塔。莎士比亚的保护人南安普顿伯爵就是这次叛乱的主要策划人,事后被判无期。莎士比亚本人也被传讯,但总算有惊无险。

我这篇论文还曾在上海举行的莎士比亚研讨会上宣讲过。宣讲的第二天即被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破格推举为莎士比亚研究会理事。第二年被选举为该会副会长。这对我是个鼓励。

 

记者:今年4月,您主编的《莎士比亚全集》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这个版本的汉译以英国“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为依据。您曾说朱生豪、梁实秋、方平翻译时使用的英文是融汇了各个英文版本,那“皇家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辜正坤:1623年,在莎士比亚过世后的第七年,莎士比亚在戏院的两位朋友帮他出了一戏剧集,即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戏剧集。目前流行的“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就是该第一对开本300多年来的首次全面修订。

朱生豪先生用来翻译的原版主要是“牛津版”以及当时可能找到的个别传统版本。限于当时的现实条件,注释更好的版本他无法搜集到。后来梁实秋先生所使用的版本有很大的进步,他专门做英国文学研究,资料比较丰富,如负有盛名的“Aden版”或新集注本他都能找到。他的版本在怎样更准确地表达原文含义的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方平先生使用的版本是当代的版本,如我的朋友、美国学者Bevington先生的注释本,同时还包括一度流行的“河畔版”莎士比亚全集。这些版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的构成都不是来源于单一的渠道,而是许多版本,例如对开本、四开本等许多版本的综合。这些版本编撰者认为应该对各家版本取精融汇(pick and melt)地加以使用。

“皇家版”与这300多年的莎士比亚版本截然不同。它完全以1623年的版本为根据。因为这是最早最权威的版本。“皇家版”最大特色在于保存了莎士比亚作品原有演出剧本的形式,尽可能接近莎士比亚时代的剧院里实际演出的情形。戏剧演出是立体的,舞台的空间结构、布景,演员的动作,都要结合实际演出效果。“皇家版”的编辑人员有些就是导演或演员。他们善于从演出角度理解,并且还可以用演出效果来加以验证。这个版本的目的之一是要让莎士比亚的戏剧回到舞台,而不是只停留在书斋里。

总的来说“皇家版”的辑注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尤其在注释方面,更加准确、到位,超过了此前的“牛津版”或“河畔版”等众多版本。此外,“皇家版”在解释俚语、性禁忌用语等方面也非常突出。

 

记者:您提到这次的中文译本,要还原真实的莎士比亚,比如满嘴脏话的哈姆雷特。朱生豪也曾说,莎士比亚不是阳春白雪,是雅俗共赏。怎么理解雅俗共赏?

 

辜正坤:莎士比亚的剧本中,色情双关用语用得很多。西方人甚至编了《莎士比亚淫秽用语词典》,这类词典还不止一种。之前的中文译本,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删减或者处理,这次外研社的译本没有特意回避这些。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一场是两个仆人在吵什么。其实他们说的都是脏话,是在把对方作为性侵犯的对象。“皇家版”对这些双关语基本上都有注释。英国人拍的一部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删掉了前面15行的内容,直接从16行开场。导演之所以处理,很可能是认为前面15行是无关紧要的台词,但实际上这样的脏话,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很多。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脏话呢?莎士比亚来自底层社会,他生活的圈子就是普通老百姓,那时的民众嘴里是常说脏话的。他从老家斯特拉福镇来到伦敦环球剧院,是演员、剧作家,还是剧院的股东之一,他深知观众喜欢什么。

莎士比亚的艺术理论被称为“镜子论”,就是艺术创作要像镜子一样尽量逼真地反映社会的一切现象,善恶美丑要尽可能如明镜照物一样巨细无遗、客观逼真。莎士比亚曾借哈姆特之口说:“特别要注意的是:你们绝不可超越自然的常规因为凡是过度的表演都远离了戏剧演出的本意。从古到今,演戏的目的始终犹如举镜映照浮生百态,显示善德的本相,映现丑恶的原形,为社会,为历史,留影存真。”这和我们传统上认为文艺作品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要弘扬真善美,这种理念是不同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剧表现死亡,就真的可以把台下的女观众吓晕。而我们京剧里的人物自刎,演员拿剑往脖子上一横,转个圈退场,大家就知道他死了,我们不苛求逼真,即使死亡的动作,也让它看起来美美的。

还有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在莎士比亚时代,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人们开始追求世俗人生的乐趣,表现为对理性的崇拜、对个性自由的强调、对人的原始欲望的强调、对爱情的讴歌、对金钱的追求。而这些倾向是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相违背的。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你可以看到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开始对抗在欧洲绵延千年的神本主义。

西方社会,是用基督教和法律来管理社会。伊丽莎白时代是英国君主专制的鼎盛时期,宗教矛盾突出。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在位时自立为教皇,不再承认罗马教皇,建立了国教,要求之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民众都要信奉英国国教,不然就要严厉处罚。莎士比亚的父亲曾有半年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因为有人告发他可能收藏了天主教的传单。当时因为宗教冲突,人民不敢随便远行。单独出行20公里,就很有可能被抓起来。莎士比亚的剧团要出去巡回演出,没有专门的通行证是不行的。哈佛大学Greenblatt教授所著《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就介绍了当时的可怕的社会状况。西方人为什么要追求自由,因为他们曾长期深受不自由之苦,这种不自由(尤其是奴隶状态)远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相比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汤显祖所在的明朝,读书人可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相对来说,享有很高的自由度。西方人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我国的传统社会,以礼来规范社会行为,是软性的要求,硬性的法就是王法,但普通百姓通常是不会触犯王法的。

当然,莎士比亚的人本主义与中国古人所主张的人本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或原始欲望的正当性,而后者则主要强调以人的仁爱为本规范人类社会秩序的道德要求。

至于备受人们喜爱的角色福斯塔夫也值得一提。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笔下最出名的喜剧人物之一。《亨利四世》中他是王子的酒友,破落的封建贵族,吹牛撒谎、自私懒惰,又幽默乐观。他是军人,却缺少一个封建骑士的荣誉观念和勇敢。他有大段的台词调侃荣誉(honor)(有点像中国人说的“面子”)。他说荣誉又不能当吃当喝,这对英国人重视荣誉的传统是极大的讽刺。伊丽莎白时代,传统的贵族正在没落,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断寻求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位落魄的贵族没有贵族应有的举止,却信奉新兴市民阶级的乐观和沉溺于自我享受这一套。所以王子一旦登上王位,就远离了福斯塔夫。福斯塔夫在当时就很观众喜爱,伊丽莎白女王曾让莎士比亚以福斯塔夫为主角写一个剧本,这就是《温莎女巧戏采花郎》。剧中福斯塔夫为了钱财勾引两位掌管丈夫财产的贵妇人,结果几次被戏弄。

 

记者:您曾说过要将莎士比亚还原为一个“诗人”。这套“皇家版”的汉译,以诗体译诗体,以散体译散体。莎士比亚的诗人和剧作家的身份,我们如何区分和理解?

 

辜正坤:诗歌是文学的王冠。伊丽莎白时代,正宗的文学也是诗歌。莎士比亚自己也希望人家把他看成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写剧本的,因为那个时候写剧本的人地位低下,戏剧难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莎士比亚对自己的剧本显得很不重视。他的戏剧集,即第一对开本,是他去世后7年,他的朋友帮忙出版的。但莎士比亚生前对自己的两首长诗《维纳斯与阿童尼》和《鲁克丽斯受辱记》(1593-1594)却十分在意,出版时专门署名赠献给自己在艺术创作上的保护人南安普敦伯爵。

现代大家提到莎士比亚的剧本时,通常把它理解为话剧,话剧就是白话的。但莎士比亚的剧文,不是白话。它的剧文基本上都是诗歌的形式,是诗剧,一句话十个左右的音节,都是按照抑扬格的方式,是素体诗,不一定押韵,但也是比较严谨的一种格律形式。剧中只有《温莎女巧戏采花郎》是纯粹的白话剧本。

中国同时代的剧作家汤显祖,进士出身、学问渊博,他的剧文最明显的特点是纯口语式的道白与高度格律化的曲词交相呼应,不仅讲究节奏,讲究平仄,更讲究押韵。莎士比亚剧本往往由长达二三千行的诗行构成,这对剧本写作者是巨大的挑战,也就难怪莎士比亚只好多取素体诗形式,而非行行押韵了,因为西方诗人、尤其是英语诗人确实苦于押韵难工。

 

记者:托尔斯泰在《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中表达了对莎士比亚的厌恶,但同时也指出莎士比亚的流行德国人的功劳不小,比如1816年歌德做了一次关于莎士比亚的著名演讲《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能介绍一下莎士比亚在德国、美国、印度等国的认知和推广吗?

 

辜正坤:17世纪古典派兴盛的时候,莎士比亚其实是受到排斥的。18世纪,启蒙学派兴起19世纪浪漫派兴起,莎士比亚的风格比较受认可。莎士比亚在德国受到青睐,歌德的功劳确实不小。歌德认为莎士比亚最伟大的地方是自然,贴近人们的生活,这与身处宫廷高位的歌德是不同的。此外,歌德推崇莎士比亚,也有着时代的需要,就是为了反对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要求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等),推崇浪漫主义。19世纪的浪漫派就这样把莎士比亚推到了骇人的顶峰。

莎士比亚的流行与大英帝国扩张的进程是同步的。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海军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终结了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尤其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发展到了顶峰,世界85%左右的地方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莎士比亚现象像殖民风暴似席卷全球。其实,它背后主要的动力是军事、经济与政治实力。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有莎士比亚研究学会,至少有179个了。德国、美国、印度至今比较重视莎士比亚。

托尔斯泰之所以不喜欢莎士比亚,是因为他的艺术理念与莎士比亚本来就大相径庭。托尔斯泰强调艺术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不是为权贵等少数人服务。莎士比亚的作品确实看重贵族,但几乎没有一部作品是专门歌颂劳动人民的。他的作品的伦理观念是模糊的。比如麦克白是杀了老国王然后自己成了国王,但你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你对麦克白杀人是恨不起来的,因为莎士比亚把他写得很有人情味,让以诗一样的语言说话。如此等等。当然,善恶难以完全截然区分,这也许就是歌德心目中追求的自然。歌德认为,一个层面的恶,可能是另一个层面的善。不少西方人认为莎士比亚这样写,正好从某种角度写出了普遍人性。善恶常常被莎士比亚表现得没有明显界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经济方面运用这一原理,人为一己之私,终成大众之富,人追求私利的行为最终导致了有利社会公众的结果,这在一定条件下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西方文化逻辑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具有正面意义,如果加以普遍推衍,势必会演绎出侵略扩张导致社会进步这种结论来,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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