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当前位置:首页 -> 特别策划

安乐哲: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

文/左娜

分享 |

  

“诗歌少年”遇上中国哲学

 

曾经的加拿大“诗歌少年”Roger T. Ames或许没有想到,数十年后自己会成为醉心东方儒家哲学的谦谦君子——安乐哲。

安乐哲(Roger T. Ames)1947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父亲是一位侦探小说家。儿时,安乐哲家里的电视很少开,一到晚上,全家人都在灯光下读书。

青少年时期的安乐哲沉迷诗歌。高中毕业后,他“叛逆”地拒绝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选择了美国南加州以人文教育著名的雷德兰斯大学,只因为那里常邀请像艾伦·金斯堡这样的名诗人来讲学。

一年后一个偶的机会,安乐哲获得了学校的交换生名额,被派往香港新亚书院学习一年。1966年一个夏日傍晚,这个18岁的加拿大少年孤身来到“充斥着光怪陆离的标志、色彩和味道”的香港。“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当我从不起眼的内森路旅馆向窗外眺望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开始了一个无法逆转的转折。”

早在雷德兰的西方哲学课堂上,安乐哲就被西方先哲们所感染,开始了回应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征程。而在香港的那个夏季,安乐哲又在唐君毅、牟宗三、劳思光等大家课程的引导下开始接触东方儒家哲学,他很快沉醉于“修身”、“弘道”、“平天下”的中国哲学思想艺术。

“如果说我从课堂和书本中学到的是中国哲学的皮毛,那么周围的中国人让我学到的要多得多。”安乐哲犹记得,那时香港物质条件贫乏,很多人住在棚屋区,饭里夹着石,菜汤清可见底。1967年香港发生排外动乱,外国人处境危险,同学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避难。正是这种亲密而真挚的人情关系让安乐哲看到了中国传统智慧的生命力,也引导他走上了中国哲学之路。

 

十三年才拿到的博士学位

 

完成了香港的学习后,1967年夏天,安乐哲怀揣着投身中国哲学研究的学术梦想踏上了回国的客轮。

如今回忆起来,安乐哲感慨这条路甚是曲折:“从踏进雷德兰斯算起,到完成博士学位,我辗转了美国、加拿大、台湾、日本、英国的多所高校,而且整整花了13年的时间!”

从香港回来以后,安乐哲选择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业。然而当时大学校园里的哲学学科由西方哲学占主导,根本找不到专门教授中国哲学的地方。为了继续研究中国哲学,安乐哲不得不同时完成中文和哲学两个本科学位。本科毕业后,安乐哲申请了国立台湾大学的奖学金,赴台大读了两年的中国哲学,师从被誉为“东方诗哲”的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教授。

在台期间,安乐哲的中文水平突飞猛。但他同时也注意到,全世界的哲学学科都沾染了“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在高等教育领域仍旧是西方哲学或者欧洲哲学一统天下。从台北、北京到加拿大、美国,西方哲学的领导地位都被视作理所当然。土生土长的亚洲哲学和美国哲学不但在国外被忽视,即使在本国文化中也被边缘化。正如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所言,对美国人来说,聆听欧洲人的训导似乎已习以为常。”

1972 年,安乐哲从台湾回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在亚洲研究系,而不是哲学系完成了研究生学业。此后他又拿着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在日本的亚洲研究所了两年中国哲学,而后转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西方最受尊崇的中国哲学翻译大师刘殿爵教授。

几年后,在伦敦一个下雨的午后,即将毕业的安乐哲照例与导师刘殿爵教授喝下午茶,当刘教授突然问道他是否有兴趣去夏威夷大学任教,他下意识地拒绝了。直到有一天,安乐哲和夫人在书店无意中看到一张印着夏威夷碧海蓝天美景的明信片,他突然醒悟:“为什么不呢?”

现在安乐哲庆幸地回忆到,还好当年他找到刘教授,重新告诉他自己愿意接受夏威夷大学的教职:“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在西方独树一帜,因为它是一授予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哲学系,而不是像哈佛、剑桥等高校把这门学科放在东亚系、宗教系等。上世纪30年代,第一任系主任陈荣捷先生在建系时就表示,夏威夷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汇集在这里,所以在夏威夷的哲学不应该只有欧美的,而要有全世界的哲学思想,要表达全人类对智慧的追求。”

 

背叛读者两次的翻译

 

到夏威夷大学后不久,安乐哲遇上了未来合作长达20多年的“学术CP”——郝大维(David L. Hall)。郝大维比安乐哲大10岁,是耶鲁和芝加哥大学训练出来的西方哲学家,主攻过程哲学,也关注与过程哲学共通的中国哲学。这位一个汉字都不认识的西方哲学家与汉学背景的安乐哲一见如故,两人开始合作诠释孔子思想:“我们合作了《孔子哲学思微》、《通过孔子而思》等6部学术专著。我们把这种诠释叫‘哲学性翻译’,力图将汉学技巧和哲学方法融会贯通。”

其实从早期近代的西方传教士算起,汉学家、中西方学者译介的《论语》已有40余个风格各异的英译本,研究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为何安乐哲和郝大维还要重译经典?

“我们的合作源于一个共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方式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安乐哲强调自己不是在学了西方哲学之后再去了解中国哲学,那样的话,难免像其他西方人一样,在探讨中国哲学时套用西方哲学的思维框架。“我一开始就是同时学习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所以不会把西方的‘架子’套在中国哲学传统上。”

翻开早期的《论语》译本,基督式的训导和“西方中心论”的痕迹俯拾皆是,儒家思想被传教士们穿上了基督教的外衣。即使在现在通行的译本中,西方译者一般也是将脑海中最先出现的、最符合西方语言习惯的词汇视为最贴切的翻译,并且使用大量西方哲学界耳熟能详的术语。

“这样的翻译会让西方读者觉得中国文化似曾相识,”安乐哲指出“西方人把另一种哲学传统误读为自己的传统时,其实也就是用西方的标准在审视异域文化。”

比如,《论语》中的“命”通常译为Fate,在西方Fate指的是一种人类无法反抗的“绝对力量”,而中国的“命”更多指的是天和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孝”则被译为Filial Piety,Piety其实表示对上帝的绝对顺从,而中国的“孝”是一种家庭伦理观,表现为对父母的“诤谏”,而非绝对服从。“义”被译为Rightousness,这个词本身就是《圣经》用语,意思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行动,而在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

安乐哲看来,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误译、误读的根本在于两种文化思维方式的本质不同:“西方哲学追求‘确定性’,力图把握一切事物的本源和绝对真理。而中国哲学探索‘道路’,把一切放在发展变化的关系中思考,关注过程和特殊性,不执着于终极真理。如《论语·为政》中有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 ’孔子观察一个人,是先看他现在的行为,然后考虑他的动机,最后观察他所安的心境。孔子不下结论、给定义,而是在变化的过程中,在具体的个案中识别人的本性,这与西方人孜孜追求绝对真理截然不同。”

安乐哲还把译者们依赖的参考源——汉英词典也打入了“不信任名单”: “读我们的词典简直就是‘一大灾难’!现行的汉英词典蕴涵着一种与它们要翻译的文化格格不入的价值观。词典本身就渲染了严重文化偏见的油彩。词典中对于不少中国哲学词汇译法欠妥,却长期被奉为规范。”

例如在汉英字典中,汉字“天”的词条译文中出现了Heaven, Providence, God, Nature(天堂、天意、上帝、自然)。“这些英文是用在上帝这个全知全能的神身上的专有名词,而儒家思想中根本没有这样无所不能、创世性的神。《论语》中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是生生不息的自然万物的总和、根源,没有西方式超越性的神的意味。”

译者们使用标准英汉词典,假定“字面”翻译是准确的工作方式被安乐哲视为是“危险的”,因为不警觉的译者们会把汉语移植到一片水土完全不同的哲学土壤中,结果必然是水土不服。“可见这种译文不是背叛了读者一次,而是两次。”

 

“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

 

“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对中国哲学很感兴趣;另一方面又不愿将其视为一种严肃的哲学。”安乐哲将中国哲学在西方的长期“失语”归结为“背叛读者两次的翻译”让儒家经典如同译者的木偶,一直在说着不属于自己的语言。“要让西方人搞懂孔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了些什么’,就要更准确地翻译中国哲学词汇,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

安乐哲始终记得,在恩师刘殿爵教授的第一节课上,他就被问道:“《淮南子》你读过几遍?”那些蹲在导师汗牛充栋的书房中钻研《淮南子》的日子让安乐哲明白,脱离哲学原始文献的学术是浮泛的。要想让中国哲学中国话,首先是要将原文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语境下嚼碎、吃透。

“当我们重新翻译哲学经典时,我们建立了一套策略,”在埋首十几年系统地专研、阐释儒家典籍后,安乐哲和合作伙伴、著名汉学家罗斯文才开始动笔重译《论语》原文,以确保尽可能消除原有译本中的误读“首先是阐释性的介绍然后是不断演进的关键哲学术语词汇表、校对过的中文原文、以及更加贴合原意的译文。”

在《论语》中,翻译“仁、义、道、敬、庄”等哲学术语是一大难点。一来核心术语频频出现,二来“一词多义”,相同的术语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含义不尽相同。孔圣人本就坚持“述而不作”的原则,对这些概念不做具体、明确的解释,就算用中文解释都颇有难度。

“所以我采用了‘异化’策略,即不把原文译成西方人熟知、易懂的语言,而是‘原汁原味’地保留汉语的特点,让读者产生陌生感。”安氏译文中重要术语会以英译、拼音、汉字的“三重翻译”的形式出现,例如 “filial(xiao孝)、deferential(ti)、trust(xin 信)”。对于没有合适译法的概念,比如“天”,安乐哲大胆地放弃了原本带有基督教色彩的英译“Heaven”,保留汉字的拼音“tian”。

“汉字的音和型会让西方读者产生强烈的陌生感,这就像是一种信号,提醒他们不要跨入自己的习惯思维,而是要尊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揣眼前新的思维模式。”

正如维特根斯坦的名言:“语言之界限即世界之界限”,安乐哲认为要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哲学传统,让西方读者接受陌生的汉语形式是必要的:“只有当西方像对古希腊哲学术语nous(灵魂)、logos(逻各斯)一样,充分尊重、思考、理解中国哲学中的‘仁’、‘义’、‘信’,我们才能说西方人开始运用中国哲学术语来理解中国哲学传统了。”

在“异化”的基础上,安乐哲还根据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理解,对儒家核心词汇做出了哲学化的新译。“仁”本被译成基督教中追求至善至美的词The Virtue,而安乐哲则译为 Authoritative(礼貌、权威) Person,以贴合“成仁必须先事礼”之意;“君子”从“Superior Man”(身居高位的人)或“Gentle man”(绅士)变成了“Exemplary Person”(表率的人),“心”不是传统的静态的“Heart and Mind”,而是动态的“Thinking and Feeling”……

尽管安乐哲也知道,翻译也许不能尽善尽美,但仍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重要的是,只有当西方人对“西方中心论”有了自知和自省,他们才会正视和尊重中国哲学独特性。安乐哲在翻译中清醒尝试破除原有的误读误译,为西方人重新审视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如今,安乐哲的中国学生还把他的著作由英文又翻回了中文,安乐哲笑言这个举动很有意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通过不同角度去重审传统才会让中国古老的智慧重获新生。就像我在北大的同事所说,我的贡献在于,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告诉中国的年轻人,‘你们应该重新看待你们的传统!’”

 

网友评论(以下均为网友观点,不代表《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社立场及主张)我要评论
用户名: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号 邮编:100873
Copyright © 2012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号:京ICP备0800309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