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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博理与《水浒传》

文/张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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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博理(Sidney Shapiro)从未想到,他当了一辈子的翻译。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的沙博理,做过律师,也曾加入美国陆军服役,还阴差阳错地学了中文。1947年4月,沙博理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上海,这一年,他32岁。就在这一年,沙博理与凤子相遇,从此一生没有分离。

在北平解放前,沙博理和凤子就到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暂时赋闲在家的沙博理于1949年末着手翻译《新儿女英雄传》。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无意的举动,会成就他后半生的事业。“到北平后,凤子马上就有工作了,我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律师,没法给我安排做律师。过了一两个月,我们认识的朋友送我一本新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语言比较简单,让我试着翻译,我没事在家,就练习一下。正好有一天,对外文化联络局领导洪深来看凤子,发现我在翻译这本书,问我喜不喜欢翻译,我说喜欢,第二天就通知我去对外文化联络局了。从那时起,我就有工作了。”晚年沙博理回忆道“外文出版社成立后,我就调到外文出版社去了。后来出了一个刊物,叫《中国文学》,杨宪益、戴乃迭也在那儿,我们一块搞翻译。”

沙博理的翻译生涯就从这部反映“红色中国”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起步了,该书于1952年在美国出版,是西方发行的第一红色中国出版物。沙博理非常喜欢这一类小说,把它看成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武侠精神的代表。“我翻译《新儿女英雄传》后很受感动、受教育。虽然原著在文学上有不足之处,但确实反映中国人民在很危险、很不利情况下,敢于斗争,包括妇女,想办法抗战,天不怕地不怕。”

他随后翻译了巴金的《家》,盾的《春蚕》,以及《平原烈火》、《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小城春秋》等红色作品,直到上世纪70年代翻译《水浒传》,迎来了自己翻译生涯中的巅峰。

 

慢工出细活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外文局有了四大名著的翻译出版计划,沙博理选择了《水浒传》。

沙博理曾说:“凡是我翻译的东西,我都喜欢。”他对于《水浒传》的喜爱,肯定也蕴含了对敢于斗争的武侠精神的赞美。“如果没有血性,没有对武侠的钟爱,翻译不了这本书。” 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曾经问沙博理,中国文学中他最喜欢谁,“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喜欢武侠小说,他认为武侠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外文局原副局长黄友义介绍说:“当时四大名著的翻译都采用了一中一外的搭配,没有单打独斗,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红楼梦》,《西游记》由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翻译,《三国演义》由一位美国人翻译,也都有中文编辑配合。与沙博理搭档的是汤博文和叶君健。”汤博文上世纪40年代留学英国,而叶君健更是有名的作家和翻译家。沙博理本人也曾写道:“他们的英文水平、古汉语知识和辛苦的研究工作对于翻译本书起了无可估量的作。”

沙博理的翻译,还有一位更得力的助手——夫人凤子。沙博理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曾说:“她的父亲能写文言文,她的文言功底又比较好,所以很多问题都可以问她。不仅是词儿,而且人的思想感情,她也能给我解释。那是中国几百年前的东西,我不通过凤子,理解起来确实很困难。不但我,可能一些中国的青年看那个东西都不一定能完全理解。”

“《水浒传》里面对话很多,跟现在区别也不大,困难的反而是它的思想感情难把握,这是古代社会,他们穿什么衣服,拿什么武器,我都要琢磨。”

1984年,沙博理曾写道:“我对北宋历史了解甚少,对古汉语及其句式结构掌握得也不好。另外,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与当今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我这个来自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总是不能理解那些满脑子孔子思想、有着浓厚佛教观念及封建意识的人们做事的动机及其反应。要把这些全都译成英文,让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同时又要忠实于原作,对我绝非易事,因此我常常白费力气。”

《水浒传》原著底本众多,也为翻译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为了把故事完整地介绍给读者,沙博理决定翻译100回版本,前70回用金圣叹的版本,后30回用的版本。大约在翻译完54回时,遇到了“四人帮”的压力,沙博理不得不浪费几个月的时间把翻译好的稿子从头到尾改得与容与堂版本一。“接着我又按照容与堂的版本译了第50-70回,那时,我与汤博文和叶君健同志都极力反对这种禁用金圣叹版本的做法。因为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金圣叹版本在文学质量上要比容与堂的略胜一筹。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后,我们说服了编辑同志让我们按原计划翻译前70回。这又意味着我要把译稿从头至尾再改一遍,以做到与金圣叹版本一致,这种多余的工作又浪费了更多的时间。但我们觉得为了保证文学质量,这样做是值得的。” 沙博理这样写道。

对于沙博理的用词,黄友义非常推崇。“108将的名字,一丈青、浪里白条,中国人一看就懂,但文化差异太大,要翻好不容易。还有小词的处理,这是沙博理的强项,比如喝茶,是一口,还是喝了一大口,这些小词才能体现出人物的身份、性格特点。”

如何用词,沙博理也经常与人推敲。司徒新梅的父母和沙博理凤子夫妇是多年的挚友,她在回忆沙博理的文章中写道:“什刹海旁的平房院子,在沙叔叔家我们曾多次听到沙叔叔和爸爸就翻译《水浒传》中的词语进行切磋。毫无疑问,沙叔叔翻译《水浒传》的过程中得到了凤阿姨的很多帮助,使他能够更精准地理解中国文言体的小说。但是沙叔叔还是开玩笑地说,凤阿姨的中文虽然一流,但是英文差强人意,所以他有时只好和爸爸就中译英的词语进行切磋。”

 

勇气

 

沙博理翻译《水浒传》,还有一个知名的故事。

对于水浒传三个字,沙博理用了“Heroes of Marsh”。当时正值“文革”期间,江青说宋江是投降派,不能用“hero”(英雄)的译法,于是有人找到了沙博理。沙博理没有争辩,只问对方:“那outlaws行不行?就是‘无法无天的人’。”对方同意了。outlaws经常用来描写罗宾汉和他手下的好汉这一类人。这些英国中世纪有名的无法无天的人杀富济贫,直到今天仍被誉为民间英雄。heroes与outlaws本是两个词,精通汉语和英语的沙博理内心明白,两者都能传达《水浒传》的“英雄”主题。outlaws比heroes更贴近“绿林好汉”的意思。后来这本书也在美国出版,名字没有再改回来。

黄友义为我们讲述了沙博理更令人佩服的一点,敢于对原著做出删改。“章回体小说经常在一章的开头或结尾,用几句诗高度总结浓缩这一章的内容,这是几百年来评书演变而来的。沙博理认为没必要,要删掉,当时很多人对此有争论。他说,几百年前,说书人讲得很好,适合当时的听众;但外文读者都是西方的知识分子,教育水平很好,每章再用简单语言说一遍,大白话,没必要。于是,他就真的删掉了。要知道那个时代,这个翻译多少带了些政治色彩,是政治任务,尤其这是经典名著,敢于这样删改,真是有魄力!”

也正是因此,黄友义评价沙博理为“三栖专家”。“我认为沙博理身上体现了翻译家、出版家和作家这三种角色。外文局这些外国老专家里,大部分是改稿,能写能改,但中文不够好翻不了。但沙博理中文功底也很好,理解中文时是地道的中文,翻译的英文也是地道的英文。沙博理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他能从出版社的角度考虑问题,考虑外国读者的需要,所以他也是出版家。” 黄友义说,这其实也是外文局一贯坚持的翻理念,得把中文的原意吃透再翻译成地道的英文,不是字面上的严格对应,是传达原文的“神”,而非原文的“形”。他把这比喻为“把咖啡豆磨好,煮好了再端出来。”

 

3个译本

 

从开始翻译,直到1980年出版,多年的光阴,换来的是读者的认可。

出版后,美国与加拿大的文学评论家都非常赞赏这小说,很多著名的汉学家还写了书评。约瑟夫·麦克莱兰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书评,“像罗宾汉的传说一样,在《水浒传》奇趣的外表下是一部反抗社会的著作。许多读者读完这部书时,都会承认它是一部世界名著。”

沙博理的译本之前,就已经有了赛珍珠(Pearl S.B.)的All Men are Brothers(1933)、杰克逊(Jackson J.H.)的Water Margin(1963),而沙译本被认为是最好的版本。曾有评论称,读沙版的《水浒传》,犹如品尝景阳冈上的“透瓶香”,一开酒坛便芳香绕梁,经久不散。更有美国汉学家在《威尔逊季刊》上评价说,沙博理的成就要比原来的译本优秀三倍。沙博理的版本比此前赛珍珠的版本更为完整(赛珍珠只翻译了前70回),不同于赛珍珠逐字直译、尽量符合原文的翻译方法,沙博理在无法直译的情况下一律采用意译,让西方人更好理解。

对于外人而言,这是沙博理的成就。而对他自己而言,这个译本包含了太多。因为翻译正值“文革”期间,沙博理后来曾说是翻译这本小说才“救了自己”。曾有一度,凤子被送到“五七”干校;女儿亚美在通县造纸厂工作,家里家外只有沙博理一人,是这些水泊英雄们陪他走过了那些日子。

沙博理本人也曾读过赛珍珠和杰克逊的译本,1984年,他在《 <水浒传>的英译》一文对这两个译本做过评论“赛珍珠的译本主要根据金圣叹的70回版本,译文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类似圣经英文,让人读起来有点古味,又为了有点中国味道,句型结构完全按照中文逐字逐句地直译。英国杰克逊翻译的版本英文比赛珍珠好些,但据中国同志告诉我,译本相当不准确。”

哥伦比亚大学汉语系前荣誉系主任、美国有名的汉学家佳富博士也高度评价沙博理的译本。他说:“这部嬉戏的小说,充满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每个首领都描写得相当好,个别的甚至十分出色,人们会认为吴用是个能干的战略家,因他经常为宋江出谋划策,李逵这个鲁莽的汉子经常给同伴找出许多麻烦来,可他也同样吸引人。他们的语言是粗俗的,但沙博理先生仍旧保持了语言的这种乡土气味。”佳富博士正是沙博理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中文时的老师,而且,正是这位老师向年轻的沙博理推荐了《水浒传》这本书。沙博理认为,“尽管对某些词的翻译有不同意见,我的这位老师还是给我的译文打了‘及格’的分数。”

 “沙老的译本出了很多的版本,精装本、平装本,但我们对这个译本一个字没改过,坚持沙老的翻译文字。在国外的机场,我也曾看到有人在机场书店读他的译本。”黄友义说。

对于这个译本的影响力,黄友义认为根本无法估量。“我们在国内可能很难感受到翻译作品在国外的影响力。我可以举个例子,新华社驻尼泊尔的记者曾写过一个稿件,尼泊尔当时共产党上台,尼泊尔大学联主席和记者说,自己准备办一个林道静式的婚礼,就是因为他读了杨宪益翻译的《青春之歌》。而文学作品的生命力要长久得多。”

2010年12月3日,沙博理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翻译协会设立的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

 

沙博理的翻译观

 

21世纪初,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张经浩编著《名家·名论·名译》一书,曾比较沙博理与霍克斯的翻译,他喜欢沙博理的翻译,觉得既不是死板的直译,又忠实于原著内容。于是写邮件和沙博理讨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沙博理回信称自己赞同这一标准,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做到:“我觉得,译者不但要精通所译文学作品相关国家的语言,了解其历史、文化、传统、习惯,而且对他本国的这一切也要精通和了解。译文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精通和了解的程度,例如,想翻译诗歌,译者自己首先就得能用母语写诗。”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沙博理很少出门,有人要访问他,他总是很客气地让对方先跟《人民画报》打招呼(沙博理于1983年从《人民画报》退休)。如果是他不愿意接受的采访,就会坚决推辞。但遇上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对外翻译的大学生、年轻人想来拜访,他总是欣然同意。山东大学博士生洪捷就是这样面对面采访了沙博理,“我从朋友那找到了沙博理老先生的邮箱地址,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够给我正在准备的论文提意见,然后沙老回信说可以去他那当面谈。”于是2011年12月,洪捷采访了96岁高龄的沙博理。

对于翻译的原则,沙博理当时说:“关于翻译原则,这是很多人辩论的问题。意大利文学家有句妙语‘Traduttore e tradittore’(翻译者即背叛者),很有道理。它不是讲政治方面的背叛,而是一个人做文学翻译,无论如何不可能把原作的细微差别和传统风味完全翻译出来。翻译像走钢丝,倒向这边不行,倒向那边也不行。能够表达风格,而且外国人可以接受,那就可以了。比如,异化翻译可以用,但要讲清楚,不然很多老的文学作品就不好翻译了。”

多年的翻译实践,沙博理对文学作品的“不可译性”深有感触。“书中许多官名、官署、武器、服装、家用器具、仪式、宗教事物、双关语、玩笑及文学的暗喻在英文里都找不到对等的词,最好的情况也只能用近似的词。”花和尚鲁智深就是一例,花和尚,大家通常以为是不守清规的酒肉和尚,但也指鲁智深的身,沙博理就把花和尚翻译为“the tatooed monk”(有身的和尚)。酒肉和尚的意思就只能通过故事感受了。但其实鲁智深在书中就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花和尚鲁智深。”

2014年10月18日8时30分,沙博理在北京家中辞世,享年98岁。

他在中国度过了67年时光,他最后的翻译作品是邓委托他翻译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沙老曾写道:“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使我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比我几辈子可能做到的还要多。”可见,通过翻译,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是文学翻译吸引沙博理的所在。

(参考:沙博理《 <水浒传>的英译》,1984;洪捷《五十年心血译中国——翻译大家沙博理先生访谈录》,2012;周翔《沙博理:在中国“旅行”一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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