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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宾馆怀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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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宾馆地处北京城西北,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绿树葱茏之中,伫立着一组恢弘的建筑群:绿琉璃瓦大屋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这便是有“花园中的宾馆”之誉的北京友谊宾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解决北京地区外国专家的居住问题,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于1954年建成国务院西郊招待所,并于1956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友谊宾馆。宾馆邀请著名建筑家著名建筑家梁思成设计,为庭院式布局,规模宏大,环境优美。宾馆的命名,是由建国初期主管外国专家工作的习仲勋同志综合领导和干部们的意见,为体现中国人民对苏联等国家人民和专家的友谊,于1956年3月5日一锤定音命名为“友谊宾馆”的。至今,友谊宾馆已经走过了60个不平凡的春秋。60年岁月中,岁月变迁,住在这里的外国专家也逐渐减少—从上世纪50年代的几千人,到80年代的近千人,从90年代的几百人,到如今只有几十人;可匆匆时光书写出的故事却由段到篇、由篇到章,汇聚成了一部巨作。

友谊宾馆接待着外国专家,外国专家也在回馈着友谊宾馆。例如,很多外国专家对友谊宾馆的员工进行语言培训与指导。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语言障碍,在外国专家与服务人员之间发生过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比如:有外宾要上厕所,服务人员听不懂,逼得那外宾只好摸摸自己的臀部,做出下蹲的姿势来示意;在餐厅,当服务员将红烧甲鱼端上桌的时候,不知道甲鱼用英语怎么说,只好用五指放在桌上比画甲鱼的动作。在克服语言障碍的过程中,服务人员们受到了住在这里的外国专家们热情的帮助,从而促进了服务水平的提高。例如一位英国专家白霞,曾经每周三晚上都会对友谊宾馆员工进行义务英语培训。

除此外,外国专家对友谊宾馆的形象宣传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他们不计报酬,在宾馆录制的宣传片中担任主角或其他角色。例如美国专家爱德华、秘鲁专家吉叶墨、新西兰专家艾德文等。外国专家还对友谊宾馆的服务质量提高献计献策,例如,为了使西式牛扒更适合西方人的口味,他们甚至会亲自下厨手把手教厨师做牛扒。

堪称全中国的外国专家之家,管理、服务来华工作的各领域外国专家的行政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就坐落在友谊宾馆的5号楼。

西哈努克亲王在友谊宾馆的日子

 

友谊宾馆见证了中国和柬埔寨的友谊。1970年,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统一战线临时政府就设立在北京友谊宾馆的西北区,临时政府的一些大臣及其家属就被安置在这里的北工字楼(五号楼),现称为悦宾楼,是国家外国专家局的办公楼。

大臣们及家属的用餐地点是在楼对面的西北餐厅(现在为员工餐厅)。每当柬埔寨国庆或重大节日来临之际,夫人们都会来厨房指导厨师们制作柬式菜肴。而当中国的春节来临时,夫人们也会来学习包饺子。当有柬埔寨人生病或身体不舒服时,服务员们总是会提着送餐盒到餐厅为他们打饭后送到房间。中柬人民之间的友谊之花在相互学习厨艺和送病号饭的过程中开放得更加鲜艳了。

70年代初的中国人民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但在友谊宾馆生活的柬埔寨的大臣和家属们却生活得十分惬意。北工字楼对面有一片篮球场,生活在这里的柬埔寨人无论是大臣还是普通职员,只要有时间都会在这里一展身手。有时他们还会和由宾馆服务员组成的篮球队进行友谊比赛,比赛结果通常都是宾馆队获胜,因为他们相对比较年轻。有时为了照顾对方的情绪,宾馆队会故意放水,让对方赢上一两场。

1975年6月底,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统一战线临时政府完成了使命,撤离了友谊宾馆,大臣们及其家属也离开了这个临时的大家庭。


老记者爱泼斯坦

和蔼可亲、敬业认真的爱泼斯坦

 

曾任外国专家接待办公室主任的李蔚峰,现在是友谊宾馆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他为我们讲述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先生的故事。

爱老生前曾在北京友谊宾馆居住生活了18年。这位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的老先生从不对向他寻求帮助的人说“NO”,也从不向困难低头。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令人折服。

1985年的春天,作为外国专家接待办公室的翻译,李蔚峰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找爱老帮忙校核自己做的英文翻译。在李蔚峰的印象中,爱老是一位在上世纪40年代于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70岁生日时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其祝寿的赫赫有名的记者。可就是这么一位大名人,在李蔚峰说明来意后,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接过翻译草稿,认真修改,并耐心讲解,提出中肯的建议。如此敬业又诲人不倦的老人,实在令人敬佩。

为祝贺爱老90寿辰,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等单位出版了爱老的画册并发行了一套个性化邮票。面对拿着画册和邮册前来索要签名的后辈们,尽管身体状况不好,爱老还是答应了,努力在每一本画册和邮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2004年夏天,爱老去北戴河度假,就住在北戴河友谊宾馆。那时他已经不能自己站立行走,外出都需要坐轮椅。为了保持体力,每天饭后他都坚持用手扶着轮椅走100步。有一次,李蔚峰陪爱老练习走步,看到爱老太累了,出于关心,李蔚峰在数到90步的时候告诉爱老,已经走了100步,可以休息了。令人意外的是,爱老自己竟在默默地数步数,并坚持走完了100步。

2004年9月是北京友谊宾馆建馆50周年的日子。爱老应邀为友谊宾馆写贺词。由于身体虚弱,握笔的手微微颤抖,写字十分困难。爱老夫人见状关切地请求为爱老代笔,可爱老却用胳膊挡住了夫人的手,生气地说:“你不要管,让我自己写!”

如今,这位直面人生的老人虽然已经辞世,但他意志坚强、自强不息、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质却依然在影响着大家。

魏璐诗的严厉与“吝啬”

 

魏璐诗出生于奥地利,1955年加入中国国籍,她是原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外文局前身)英文专家,原人民画报社德语专家,她生前曾在友谊宾馆居住生活了20多年。

上世纪80年代初,魏璐诗老人由外文局专家楼搬到友谊宾馆居住。每天早上见到值班的服务员,老人总会冲其微笑,并用不太标准的中文道一声“早上好”;每次当接送外国专家上下班的大轿车到达甘家口车站时,她也会在临下车时对司机师傅说一声“谢谢你,师傅”。更让宾馆员工们难忘的是,每当春节来临时,魏璐诗都会拿出自己心爱的巧克力送给服务员以表谢意。

这位慈祥的老人也有其严厉的一面。一次宾馆在圣诞节前夜为住馆外国专家举办晚会,由于经验不足,在舞曲上大多数选用了中国的舞曲。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魏璐诗走到工作人员面前,厉声问道:“你知道你们在为谁举办舞会吗?你们放的舞曲是给中国人跳舞用的,不是给我们外国专家用的!”吸取这次教训,服务人员在以后的晚会上开始挑选外国舞曲,很受欢迎,晚会气氛也与以往大不相同。

魏璐诗老人曾多次向灾区人民慷慨解囊。如此慷慨的老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却又十分“吝啬”。如果有剩下的饭菜,则一定要放到冰箱收好,不能倒掉。有一次,一位阿姨从市场上买回东西后,随手将两个塑料袋扔进了垃圾桶。魏老看到后,弯腰捡回塑料袋,并告诉阿姨扔掉太可惜,勤俭节约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年近90的时候,由于体重过大造成对双腿的负担,导致魏老最后无法行走,只能卧床。然而,她依然乐观,保持规律的作息。巧克力是魏老的最爱。每当朋友来看望她,给她带巧克力时,她都会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将巧克力迅速“消灭”,吃得满嘴都是巧克力酱,像一个孩子似的。

这就是可爱、可亲、可敬的魏璐诗老人。

“老恩”父子在友谊宾馆的那些事

 

《友谊宾馆的那些事》的作者恩瑞克·薄萨达·卡诺是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作家、经济学家和外交官,也是世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被中国同事亲切地称为“老恩”。

老恩先后4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共生活了近20年,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参与翻译过西文版的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许多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在工作中,老恩慢慢爱上中国,逐渐融入中国社会,生活上染上了“中国特色”,以至于当他和家人返回祖国哥伦比亚时,竟产生出一种极度的陌生感。

老恩的儿子莱奥纳尔多·薄萨达,中文名叫李向阳,4岁的时候跟随父母来到中国,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居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孩子们中的一员。那时,中文是孩子们唯一的交流工具,友谊宾馆就是他们的乐园。为了能看“内部电影”,李向阳曾从友谊宾馆大礼堂的外墙爬到大礼堂最高的窗户,钻进去藏在大幕后面反着看电影。上中学时,为了能够进到住在部队大院的同学家,他戴着绿色军帽,穿着绿色军装,在大院门口把自己说成是少数民族。在当年的供给制下,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人享受着特殊待遇。在建国门外的友谊商店,他们可以买到很多在普通商店买不到的生活必需品。为了给同学买茅台酒、中华烟、回力运动鞋等,李向阳会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从友谊宾馆到友谊商店。

李向阳说自己就是“拉丁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交融”,是“历史创造的奇怪的标本”。而在当时的中国,像他这样被中国特色标志了的外国孩子还有很多。

日月如梭,时光匆匆。60年春秋里,友谊宾馆迎接了一张又一张陌生的面孔,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友谊宾馆如同一本厚厚的书,每一页上都记载着一段独特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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