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当前位置:首页 ->往事

我的培黎情

2017-06-13 本文来自:《国际人才交流》2017/06 作者:李蔚峰 分享 |


译者按: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出生于新西兰坎特布雷区斯普林菲尔德镇,1926年年底经由澳大利亚来华,从此留居中国,把一生的心血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我与他从未谋面,但他的名字在我与外国老专家们的接触中总能听到,谈论最多的就是他作为一名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他的名字永远和“国际主义”“工合”“培黎学校”“收养孤儿”“灾后救援”等紧密相连。我接触的外国老专家,如马海德、汉斯·米勒、爱斯坦、沙博理、魏璐诗、陈必等都曾深情地回忆起他们当年是如何遇到路易·艾黎,并在他的影响下接触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或是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坚定了对中国的信心的难忘经历。

今年是路易·艾黎诞辰120周年、来华工作90周年、逝世30周年,全国发起了多项纪念活动。我翻译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一篇歌颂国际主义的文章,希望以这种方式向这位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致敬!

 

1979年盛夏的一天,甘肃山丹县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清新的空气中夹杂着些许的凉意。我与近8000名当地群众一起来到我曾经的战友、国际主义战士乔治·何克的墓地,深切缅怀这位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国际友人。整个墓园站满了人,有的人干脆坐到了墙头上或者旁边的灌渠垄上。孩子们高唱《国际歌》,歌声随着激扬的旋律穿过高高的杨树,传向远方的祁连山,余音久久回荡。

那一天,我完全沉浸在回忆之中,回忆起那些年我和乔治·何克,以及其他像他一样满怀国际主义精神的西方人,因中国的命运走到了一起的经历。我们投身 “工合”(中国工业合作社)事业,全力以赴地为中国的未来培养更多有用之才。 

“工合”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所有非敌人占领区内开展的一种工业合作运动,早期由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和匹格·斯诺提出。那时上海的工业在战争期间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我向埃德加·斯诺提出,应该在内地重新建立一些工业,他立即建议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他的妻子匹格也表示同意,最后两人起草了第一份纲领性计划,由他们在外交界的朋友、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科尔带到武汉,而我则被派到武汉具体实施这项计划。刚到武汉的时候,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但是周恩来全力以赴地支持“工合”,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尽他们的所能参与到“工合”的推广活动之中。

 

“为黎明而培训”

 

1942年,我与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现称凤县)创办了培黎工艺学,从此我的主要精力也转向了培黎学校的发展,目的是为“工合”的发展壮大培训各种人才,同时我们的眼光已经瞄向了解放以后的中国。

培黎学校的名字来自美国人约瑟夫·培黎。他曾是一名传教士,后来投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曾创办南京大学农林学院,还选派中国的年轻人去国外接受技术培训,“工合”早期的领导人卢广绵、林佛友等都曾接受过这种培训。我与约瑟夫·培黎相识很久了,他总是说,向穷苦人传教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要教会他们更好生存的能力。约瑟夫·培黎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为中国人民的福祉辛勤工作,他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后来,约瑟夫·培黎患上了前列腺癌,他回到美国后做手术失败,因不愿成为亲朋好友的负担,他自己结束了生命。他的名字在中文里有“为黎明而培训”的意思,所以我将“工合”培训学校命名为“培黎学校”。

最初,考虑到敌人乘火车很容易就能来到陕西宝鸡,而宝鸡西南的广大地区都在游击队的掌控之中,我们把学校建在了陕西南部的双石铺。1943年后,日军向西推进,陕西形势吃紧,学校越来越难以生存下去,因此才不得已向遥远的甘肃省山丹县迁移。

当我清楚地知道学校无法继续留在双石铺时,我借机与来自剑桥凯福斯学院的伟大科学家约瑟夫·尼德汉姆博士一起探险,以便沿途为学校寻找一个好去处。我们先是来到玉门油田,又去了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我俩向着西部行驶,返回的路上在山丹县这座几乎是荒无人烟的县城住了一夜。我随意地在城里走了走,发现这里的食物比西北任何地方都便宜。由于19世纪穆斯林的造反以及旧的灌溉系统遭到破坏,这里富人的数量大大减少,县城里到处是富人们留下的空房子。

就在那一刻,我觉得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穷的县城,但是这里的某种特质却吸引了我。在和一位老人闲聊中,我得知1936年徐向前的红军部队曾占领过这座县城,军阀马步芳的部队趁机向他们发起进攻,红军被迫还击,最终弹尽粮绝。死里逃生的战士们突围至昌邑后,敌人紧追不舍,他们宁死不屈,纷纷跳入护城河中殉难。我觉得在这里开办我们的学校,是对红军战士的一种怀念,他们敢于面对牺牲,我们也应该能够做到。

然而,将学校搬至山丹县谈何容易?双石铺离这里有近千公里的路程,而且要走许多陡峭的山路。好在那时候在兰州有另一所规模不大的“工合”学校,搬家途中我们可以歇歇脚,当时负责甘肃重建的长官是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叫张新意,他才能出众、乐于助人,他同意做我们学校的荣誉校长,这就使得我们办事方便了许多。1944年,我们的学校成功迁移到了甘肃省山丹县。

 

他们帮助培黎成长

 

那些年里,为了学校的发展,我们千方百计寻求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援助。

1939年,我的美国友人易达·普鲁特来浙江看我,义务帮我做事,她答应回到上海之后建立一个组织,为“工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随后她来到香港,在那建立起了“工合”国际委员会,该组织后被陈翰生接管,而易达本人自费回到美国,在她的家乡建立起第一个“工合”委员会称为“工合股份有限公司”,吸引了一大批有声望的人士参加、支持,比如艾莉娜·罗斯福。

我们的学校得到了易达·普鲁特在美国建立的工业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不断的帮助,她本人也曾多次不远万里来到山丹县,实地考察我们的实际需要。有一次易达·普鲁特在美国为我们买了一台纺线机,联合国灾害善后救济总署帮我们将机器运到香港,那时在湖南邵阳有一个美国团体为我们提供卡车和司机,经贵州、四川、陕西,艰苦跋涉运到了甘肃的山丹县,当时可谓是一大壮举。他们的司机们只身返回湖南,把卡车留给了我们,这下可帮了我们大忙,这些卡车在学校的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工业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对“工合”的全方位帮助具有划时代意义,随着“二战”的胜利,该公司的援助慢慢停止了,此时来自新西兰的朋友们接过他们的事业,继续为山丹县的学校提供多方面的帮助,一直到1952年我们学校被石油部门接管后才停止。

在山丹县的最初几年里,财务一直是学校的弱项。那时国民党利用财务制度控制一些组织的发展,我们每年需要上报学校的损益表。我们的学校拥有机器车间、陶瓷车间、造纸车间、玻璃车间、纺织车间(包括毛纺和棉纺,染布、编织和布面印花)等不同类别的产品制作车间设备,更需要严格的财务管理。后来考特尼·阿彻担负起了培训财务人员的任务,和他一起负责培训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绍兴的“工合”成员,叫马泽典,是他的得意门生。他们的到来使学校第一次有了完整的财务制度,对学校的管理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7月22日,乔治·何克由于在建设校园中不幸患破伤风去世,年仅30岁。此前何克收养了被国民党追杀的宝鸡地下党员聂长林的四个孩子,当父作母,关怀备至。他去世后,我接着照顾这四个孩子,直到解放后才把他们送回了父亲身边。

后来,又有不少国际友人先后来到山丹,比如瑞娃·艾斯,一个加拿大女性,她来这里教布面印花和纺织技术,她是个工作狂,对建纺织厂的每一个细节都紧抓不放,夜以继日工作在施工现场;布鲁诺·海德,来自奥地利的纺织工程师,他为我们安装所需的机器设备,他和瑞娃一样都是完美主义者。正是因为这一批批国际主义者的无私奉献,山丹学校日益发展壮大。

 

山丹解放换新颜

 

山丹县在未解放之前,我们必须要处理和解决与学校命运相关的问题,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军阀马步芳的人扬言要把我们彻底消灭。

一天,他们的一个团长领着一帮人来到学校,我们事先在路口和校门口各安排了一个扛着步枪的学员。那个团长来见我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学员斜背着一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性能优良的卡宾枪,子弹已经上膛,他来给我们倒茶水的时候,枪口几乎触到了那位团长的眼睛。受到惊吓的那位团长事后问他的部下“学校到底有多少武器?”部下回答道:“哦,他们要多少有多少!他们能够在机器车间里制造机关枪!”

后来,他们向无为县运送了两卡车炸药,准备搞破坏。然而当天就传来了解放军攻克汴都的消息,人们趁着夜色逃进了北部的大山里,只留下我们待在这座空城里等待着解放军的到来。

解放后,我们把一所完整的学校交给了人民政府,一个新的舞台与未知的一系列问题就摆在我们的前面。1951年,山丹学校由政府接管,后迁往兰州,改名为兰州石油技工学校,由我出任校长。学校工作暂告一段,一些国际友人陆续回国。

时光飞逝,历经“文革”的浩劫后,1979年我再次来到兰州。我被恢复了荣誉校长的头衔,还向聚集在那里的新老学生们发表了演讲,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到山丹县去看一看。如今的山丹县城干净整洁,新种植的树木取代了左宗棠平定甘肃时种下的树。当年的小男孩们如今都已有了大家庭,而且都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他们大都工作在石油战线。一群群儿童看上去正在茁壮成长。旧社会,山丹县的孩子们冬天只穿彼得·潘式的上衣(一种短款夹克),头戴一顶毡帽,其他什么也不穿。解放前几年,布匹价格高昂,普通百姓买不起,好多孩子基本上都不穿衣裳。如今布匹供应充足,人们也开始穿长衣长裤了。原来学校的医务室已经被县里的一座管理有序医术精湛的现代化医院所取代,每天可以为300多名患者服务。

  

铭记培黎,铭记国际主义

 

我曾多次提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主义者为中国提供了大量无私、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在中国默默无闻工作,既不图名也不图利,不少人回国后生活贫困潦倒。

这些信奉国际主义的朋友虽然没有特别的人生观,对国民党的强权统治也无能为力,但是他们觉得在中国一定会有他们可做的事。他们虽然不是圣人,但是我肯定地说,他们从在中国的经历中学到不少东西,他们回国后依然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这些国际主义者中的代表人物前途各异:马海德和汉斯·米勒成为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他们在后续的战斗中作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有的则在斗争中牺牲了,如乔治·霍克,汉斯·希皮,肯·易普等;有的现分散在世界各地,如易达·普鲁特以及另外两位杰出的美国女性茂德·罗素和塔莉莎·格拉克,她们为了自己开创的事业依然像以前一样辛勤工作着。还有曼尼,我们叫他麦克斯,回到美国后协助编辑《今日中国》杂志,82岁高龄时他还经常组织美国人来中国游览参观以加深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美国人杰克和凯瑟琳·瑟维斯尽管在麦卡锡时期受到种种迫害,但是他们对中国的热情始终未减,频繁来中国参观访问。荷兰著名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思1938年在武汉拍摄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纪录片,那时我们也在武汉,他在80岁高龄时依然在为他所深爱的中国拍摄令人交口称赞的纪录电影。以上所述仅限于我个人的经历,肯定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国际主义人士。

中国是世界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但是在超级大国横行的岁月里,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其他国家人民的友好关系,对于维护世界和平、阻止战争的再次降临发挥了作用。这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希望,这并非是一个乌托邦似的梦想,而是当今世界共同面对的迫切需要!本文节选自路易·艾黎的文章《国际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体现》题目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网友评论(以下均为网友观点,不代表《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社立场及主张)我要评论
用户名: 验证码: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号 邮编:100873
Copyright © 2012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号:京ICP备0800309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