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当前位置:首页 ->往事

追忆森新一先生

2017-06-13 本文来自: 作者:李蔚峰 分享 |


森新一,曾用名加藤新一、江川真,1917年11月11日出生于中国奉天(现沈阳市)。1980年,森新一被国务院批准为“外国老专家”,2000年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长城友谊奖”。森新一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以及日语教育事业。

2017年春节前夕,我和同事受友谊宾馆领导委托,来到协和医院看望患病住院的森新一先生。我们走进他的病房,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看护他的护工阿姨问我们是不是需要叫醒他,看着他熟睡的样子,我向阿姨摆了摆手,示意不要打搅。我站在他的床前轻声地对他说:“森新一先生,宾馆领导委托我们来看望您,祝您早日康复并祝您春节快乐!”随后我便离开了。没想到,这一别,竟是诀别。

2月8日傍晚,我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外办打来的电话,告知森新一先生已于当天下午辞世。尽管我心里早有准备,但是得知这个消息后还是唏嘘不已,不愿接受。  

 

出生在中国,献身中日友好事业

 

森新一先生1917年出生于中国奉天(现沈阳市)。1935年至1941年在黑龙江哈尔滨学院上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至1957年,森新一在中国东北地区,以及北京等多地工作。遗憾的是,这些经历没有留下记录,他本人也从未向其他人谈起过。

1957年至1970年,森新一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日语专家。 1970年至1980年,森新一先生被迫返回日本任福岛县日中友协事务局长。之所以会用“被迫”两字,是因为我曾接触过几位日本老专家,他们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之间产生的分歧,在中国的处境日益艰难起来,最终他们大都不情愿地选择了回到日本。回到日本后,他们的“红色中国”背景使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经常受到警察的监视和登门“家访”。由于长期不在日本生活,跟不上日本的生活节奏,这些日本专家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更主要的是,他们大都热爱中国,信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即使当时中日两党在政治上发生了分歧,但是他们依然支持中国共产党,坚信毛泽东思想。他们不怕威胁,拒绝各种诱惑,甚至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绝不做抹黑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事。他们宁愿忍受政治上的歧视,过贫困潦倒的艰苦生活,也要继续为日中友好工作。森新一先生选择担任日本福岛市日中友协事务局长,充分说明了他热爱中国、献身日中世代友好的炙热感情。

 

辛勤耕耘,全身心投入日语教学事业

 

1980年,森新一再次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日语专家直到离休,并长期定居北京。为了解森新一先生作为日语专家的工作经历,我特意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的成同社老师,以及外事办公室刘述真老师,他们向我讲述了森新一先生的教学往事。

森新一作为日语专家工作兢兢业业。他教学严谨,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大学恢复正常课程不久,日语作为小语种,受到的重视不够,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也不是太高。因此,日语课总是有的学生不注意听讲,甚至不按时完成老师交给的作业。森新一看到这样的学生很是生气,他会想办法“治治”这样的学生。于是,他会让不注意听讲的学生坐到离讲台最近的座位上,讲课时总会站在那个学生的旁边;对于不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森新一则干脆拒绝这样的学生继续听课,直到他将作业补做完了,才能返回教室听课。这样做确实起到了效果,同学们领教了森新一先生“大大的厉害”,从那以后不注意听讲或不完成作业的情况就很少发生了。

别看森新一看上很严肃,但他的教学方式却十分灵活,寓教于乐。除了课堂上教学,他更重视将教学与娱乐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们在娱乐的过程中自然学到知识。那时候森新一住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公寓里,每到周末,他的三个房间就成了学生们的“欢乐谷”。他将学生们安排在不同的房间里,上不同形式的课。这个房间里学生们收看NHK广播,另一个房间里学生们则观看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而在第三个房间里学生们兴致勃勃地学唱着日本歌曲《北国之春》。结束后,他会将三个房间的同学叫到一起,让他们用日语叙述听课成果。他一边听着同学们的讲述,一边纠正着他们的发音或用词错误,并为他们反复做发音示范,讲解日语的正确用法。他还会对某一则播放的新闻背景进行解释,讲解电视剧的中心思想,对日本民歌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生动的描述。到下一个周末,他会让学生们轮换上课内容。同学们反映,这样的教学轻松愉快,而且对日语的记忆会更深刻,学习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新一先生任教的时期,国内总体的外语教学还处于初级阶段,再加上日语作为小语种,教材都成了问题。国内出版的日语教材内容相对比较呆板,知识面较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提高教材的质量,森新一先生千方百计想办法:他将NHK的广播内容筛选后打印,作为学生的精读内容;他自费从日本订阅了《文艺春秋》,挑选出可读性较强的小说作为学生的泛读教材;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听力水平,他将NHK的播音内容录下来,并从日本购买日语磁带,作为学生们的听力教材。

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期间,森新一先生还承担了培养中青年日语教师的任务,与此同时,他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组织教师进行校内进修学习并担任主讲,他还为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市高校文科公共日语编写教材,由他编写的《日语教材》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教师和学生们的喜爱。以《日语教材》为基础,加上在人民大学教学的实践,森新一先生还编写了大学日语教材,为此他呕心沥血,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但是,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性格,让他始终无法对自己编写的教材感到满意。虽然他几度稿,反复修改,仍然觉得有什么欠缺。而人大的老师和学生看了教材之后都感觉很有新意,符合当时的教学环境和学生需求,建议他能够同意出版发行。可无论怎样劝说,他就是不同意。他认为作品还不够完美的时候,是绝不会拿出手的。谈起此事,人民大学的老师十分感慨:“先生自编的大学日语教材没能出版,真是太可惜了!”

森新一先生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日文版的翻译定稿工作,为了做到忠于原文、准确无误,他发挥了从小在中国出生长大中文基础较好的优势,在翻译之前他会自己认真通读一遍所要翻译的文章,领会中文的意思和特殊的用法,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会请教人大的老师,直到弄懂弄通原文,才开始进行日文的翻译。在日文的翻译过程中,他和当时居住在友谊宾馆的其他日本专家经常一起开会商量,如何将日文翻译得更加精确。在他和其他日本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日文翻译工作,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1985年前后,近70岁高龄的他,依然从事着日语教学工作。有的人大老师劝他别再上班了,在家好好安享晚年生活,可是谁要是一提这件事,森新一先生马上就严肃起来,很不高兴的样子。后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森新一先生的身体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特别是他的眼睛,一只慢慢失明了,另一只高度近视,无法再继续课堂的教学了。可他依然心系日语教学,他在实际退休以后,仍然热情地接待学生,帮助学生练习口语。

 

居住友谊宾馆,生活简单朴实无华 

 

1964年森新一夫妇从当时坐落在铁狮子胡同的人民大学老校舍搬到了友谊宾馆西南区。1980年,森新一先生再次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后直到他辞世都一直居住在友谊宾馆西南区(现称颐园公寓)。

作为宾馆外国专家接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有机会与他零距离接触,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性情和善、生活简朴的日本老人。我们定期到他的家中走访,征求他对宾馆服务工作的建议或意见。当问及他们对宾馆的服务工作有什么意见或建议时,森先生总是说:“很好,没问题!”夫人也在一旁连声附和道“是的,挺好的!”走访结束时他俩总会把我们送到门口,一边行着日本人的鞠躬礼,一边连声说“谢谢,再见!”

森新一先生生活十分简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有一次我无意中走进了他家的厨房,看到一个烧焦了手柄的奶锅和一只十分破旧的烧水壶,我有点责怪地对他家的阿姨说:“都这么破旧的东西,怎么还用呢?”阿姨则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哎呀,我说了多少回让森先生换个新的,就是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我还看到一进门的过道的杂物架上摆满了叠得整整齐齐的各种各样的包装盒,这些都是朋友同事来看他时买的礼品,剩下的包装盒礼品袋他都会叠好放在那里,攒多了就让服务员收走,绝不随手扔掉。当我开玩笑似问森先生留着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吗?他却十分认真地回答说:“这些东西扔了太可惜了,回收之后是可以再利用的,这方面应该向日本学习!”

森新一先生从不计较个人待遇得失,在工作和生活方面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和条件,平常积攒的薪金经常慷慨解囊。他多次向日中友协捐款,用于开展日中友好活动;重返中国人民大学后,他出资400万日元资助3名青年教师赴日进修;20世纪90年代,出资8万元人民币设立日语发展基金;2001年10月,又把一生的全部积蓄25万美元捐赠给学校,设立了森新一日语教学发展基金。他还将个人藏书近千册捐赠中国人民大学日语系。

2月14日,森新一先生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竹厅举行,黑色的挽联上写着:沉痛悼念森新一先生!左右两边写着:热情满腔,于教育事业一生奉献,高风长存!波澜壮阔,为日中友好两地奔波,鞠躬尽瘁!这是对他一生最精辟的总结。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位生活低调、默默奉献的日本老专家!

 

网友评论(以下均为网友观点,不代表《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社立场及主张)我要评论
用户名: 验证码: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号 邮编:100873
Copyright © 2012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号:京ICP备0800309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