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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几十年来外国专家引进的

2017-03-10 本文来自 作者:梁伯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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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引进外国专家的60多年进程中,依据引进方式和对象等来进行分类观察,我以为有四大“看点”值得关注:一是前苏联援建专家引进;二是开放初期的老龄专家引进;三是合作项目带来的团队引进;四是“以人为目标”的“高精尖缺”专家引进。

 

前苏联援建专家引进

 

从1949年至1960年,我国接受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派出的31000余名各种类型专家,其中前苏联专家29389名。这些专家层次普遍较高,他们被派遣来华帮助新中国编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计划,帮助援建“156项工程”从而使我国很快就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奠定了工业化初步的基础。新中国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第一辆坦克、第一座横跨长江的桥梁——武汉长江大桥,都凝聚了高层次前苏联专家的心血。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引才方式,其主要特点表现为:(1)这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家行为,带有浓厚的政治和革命色彩。(2)来华专家均由国家派遣来承担“援建”使命,同样肩负政治和革命责任。(3)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几乎在所有领域,包括国家治理与建设、教育卫生科技以及工业农业军事等的发展方面,都缺乏经验,缺乏人才储备,前苏联专家在华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史无前例。

这种与政治和革命使命相伴的引才方式,现在已被互惠互利的经济科技合作所替代。有很多做法和经验值得后人总结。

 

开放初期的老龄专家引进

 

我国的外国专家引进,到了改革开放之初,情形发生了变化。在缺少经济条件和引进外国高层次人才环境优势的情况下,大家开始把引进人才的目光瞄向发达国家离退休实用型专家。

1984年,64岁的德国专家威尔纳·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率先引进西方先进管理理念,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的第一位洋厂长。格里希也被朱镕基称为“质量先生”。另一位年过花甲的日本水稻专家原正市,自1982年至2002年20年间,应邀63次来华传授水稻旱育稀植栽培技术,将该技术从东北地区推广到华中、华南地区,到1998年,种植面积达到了2亿多亩。原正市带来的省种、省肥、省水、省工、增产的水稻旱育稀植栽培技术,被我国同行专家誉为水稻栽培技术的一次革命。同期,日本专家石本正一应邀来华近百次,介绍推广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给中国农业带来“白色革命”。

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全国引进的外国专家,除少数国家重大项目或工程,大都属较年长或离退休专家。单是派遣洋厂长格里希来华的德国高级专家组织(SES),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4年,就陆续向中国派遣了3000多名退休专家。这些专家经验丰富技术对口敬业勤奋,中方甚至不需支付工资,只需承担他们在华的生活和招待费用。其奉献精神令所接触的中国人民深感敬佩。尽管如此,专家年龄普遍偏大,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他们中也只有一部分属于真正的“高层次专家”,相当一部分都是来华解决对口问题的实用型专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引进比重逐渐降低。

 

合作项目带来的团队引进

 

改革开放后,通过国家层面重大工程或项目,签订先进设备和技术引进以及各类科技合作协定,一批批高层次外国专家随之来到中国参与建设。

比如,1982年,国家正式批准大亚湾核电站项目,技术和设备全部从国外引进。按照与法国和英国等合作方的相关协议,起步阶段,从厂长到部门主管,都由外国专家担任,大部分工程技术岗位也由外国专家担任。当时的大亚湾工地上有多达26个国家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最多时外国专家人数超过2000人,被誉为是深圳的“人才联合国”。

再比如,2005年11月,中国与西门子签署CRH3动车组合同及技术转让协议。随后,西门子公司派出了150余人次高层次专家和技术工人来华对动车组的设计、制造等进行指导。仅仅用了3年时间,中德专家团队就完成了曾经被外国专家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轨道客车一下子跨越30年的变化,掌握了世界最为先进的技术。

如今,中国核电、中国高铁已经成为两大闪亮的国家名片,正在逐渐走向世界。

总的来说,以工程或项目建设为目的的跨国合作,历来是我国引进高层次外国专家的重要方式。它主要具有以下特点:(1)引进专家是项目或工程的需要,或者说是引进设备和技术的需要,是跨国合作协议的一部分,外国专家随双方签订合同的约定而来,一旦项目或者工程结束,专家引进任务也即完成。(2)这些工程或项目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国家经济技术发展,规模普遍较大,引进人次多,通常都在几十或数百以上,所引进的专家层次也较高。(3)见效快,工程或项目往往数年之内完成,一步到位达到国际或者国内领先水平。我国的宝钢建设、海洋石油开采等均是通过类似方式引进外国专家开展跨国合作,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可以预见,这种以工程或项目建设为目的的跨国合作,以及由合作带来的高端外国专家团队引进,仍将我国未来引才引智的重要方式。但是,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跨国合作中那些传统的以解决我国自身经济科技发展为目标的工程或项目比重在逐渐减低,而以应对人类发展共同面临的挑战为目标的工程或项目比重将逐渐增加。

 

“以人为目标”的专家引进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从大的格局而言,我国一直比较多地专注于国外技术和经验的引进,引进外国专家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更好地引进吸收消化国外技术和经验

进入21世纪,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渐渐进入“以人为目标”的高层次外国专家引进新阶段。这话怎么理解呢?

一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在消失,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渐渐成为共识。诚如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所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关键在人才,中国是从13亿人中选人才,而美国是从全球70亿人中选人才。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球范围引进能够引领经济、能源、科技等各领域发展的高端外国专家已开始上升成为践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人才战略的国家行为。

二是中国经济历经3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机会”已被全球人才所认同,外国专家来华寻梦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加。

总之,中国已具备“以人为目标”的高层次外国专家引进的国内外基础,开始进入市场配置、政府引导以各类引才计划为牵引的高层次外国专家引进时代。

以“千人计划”为“龙头”,形式多样的引才计划、人才试验田、人才特区、人才试验区,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中日益显现出其能量。我国专门针对非华人高端专家的“千人计划”外专项目自2011年开始实施,至今已有381名外国专家入选。2016年,天津大学国家“千人计划”外专项目短期计划入选者斯托达特教授荣获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成为首位在入选“千人计划”项目后获得诺奖的外国专家。这也标志着我国通过“千人计划”等引进的外国专家(不包括已获诺奖的外国专家)当中,已有不少达到诺奖级水平。

尽管如此,就总体而言,我国“以人为目标”的高端外国专家的引进依然处于起步阶段,规模仍然有限。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我国科研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依然偏低,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团队和项目总体偏少;二是我国对非华裔高端专家来华工作的价值取向研究不够,缺乏相应的与国际接轨的引才机制和薪酬、晋升及保障体系;三是我国引进人才综合环境(生活、文化环境)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目前还缺少吸引顶尖外国专家长期甚至是终身来华创新创业的语言文化和生活居住环境。

为了让更多的外国专家能够“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这些年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人才新政,力度之大,可谓空前。但是引进人才综合环境的彻底改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这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引进高端外国专家,只能采取重点突破的方式:(1)引进专家的目标人群,将主要聚焦于“高精尖缺”四类人才。也即:着力引进具有重大原始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具有推动重大技术革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人才、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开拓能力的企业家,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其他各类人才。(2)引进专家的扶植重点,主要在“千人计划”等国家重大引才工程,以及重要的引才聚才国际合作平台建设,选择在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大学、科研机构、大型企业和中小型高新企业的重点学科领域选点布局,重点突破。(3)引进专家的综合环境建设,也需采用“点面结合”重点突破的方式,进一步加大类似北京中关村人才特区、上海张江国际人才试验区等“人才特区”和“试验区”建设力度,使之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既具中国特色而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引才(含政策、生活、文化)环境,以吸引更多的高端外国专家群体来创新创业。

而对于大多数全球争夺的年富力强的世界顶级人才,在暂时缺少全职引进的条件和可能的现实情况下,采取不拘形式(访问交流、项目合作、咨询指导等)的个性化实用方式灵活“引才”,仍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高层次外国专家引进之举。

以上简要归纳了我国引进外国专家60多年进程中的四大“看点”,挂一而漏万,实际情况当然要丰富多彩得多。四大“看点”有着明显的时间线索和时代特征,既与不同时期的国情相符同时又富有内在的发展逻辑,也是我国从一穷二白快速走向现代化强国的一种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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