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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海冲浪,幸运人生

——访2016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罗杰·德特尔斯

2017-03-10 本文来自:《国际人才交流》2017/02 作者:吴星铎 闫彩萍 分享 |

“我实在是一个幸运儿,非常感谢中国政府给予我这一殊荣!”2016年9月,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在中南海举行。颁奖典礼上,一位80岁的老人精神矍铄,他深情地说:“有幸与众多优秀的学者与后辈共事,为中国人民谋求更好的生活,我幸运至极。”这位“幸运儿”,就是美国流行病学与传染病控制领域专家——罗杰·德特尔斯(Roger Detels)。

罗杰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教授,曾任国际流行病学学会主席,也担任享有公共卫生“圣经”之称的《牛津公共卫生教科书》的首席主编。他曾获亚伯拉罕利林菲尔德流行病学杰出贡献与卓越领导者奖,是全球公共卫生界最有影响力的杰出领袖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罗杰持续为中国艾滋病防控事业奉献其宝贵的专业智慧和实践成果,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国际一流艾滋病防治专家和骨干队伍。凭借其非同一般的国际影响力,他为中国政府公共卫生事业贡献颇多,2011年,他获得了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突出贡献奖。

 

因“艾”结缘,情定云南

 

改革开放之后,罗杰作为第一批来华帮助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美国公共卫生专家之一,对中国进行了首次访问,当时他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在华两个月的时间里,罗杰对这个刚刚向世界开放、逐步展现出新生面貌的东方国家逐渐产生了兴趣。他时常抛开导游的引领,独自走在北京的街道上,观察当地居民的生活。

1989年,罗杰第二次来华访问。当时云南南部边境出现艾滋病疫情,一位云南省卫生防疫站艾滋病科的科长在戒毒所里采集了50例血液样本,发现26例呈阳性,全部排查后查出了146例艾滋病感染者,主要感染途径都是注射吸毒。随后很长时间,云南一直都是中国艾滋病疫情的重点地域。

就在这个时候,罗杰决定帮助中国政府建立起正规的艾滋病防治工程。1991年夏天,他同自己的美国艾滋病领域的同事,以及自己的中国学生吴尊友,一同来到云南省,在昆明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分别举办了为期10天的艾滋病防控培训班。

“我和我的同事还有学生一起到了云南毒品扩散的最严重的地方,去研究毒品扩散和艾滋病传染的防治问题。”回忆起在云南那段难忘的时光,罗杰记忆犹新。为了解决毒品问题,社区扮演了重要角色。“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动员整个社区,发起‘村人自治’‘居民自治’的呼声,让一个村子、社区进行自主改革。”

在云南期间,罗杰一面向国际社会争取经费,一面亲自到云南德宏州陇川县毒情严重的村庄,同村民一起分析吸毒的现象,引导村民理解并接受先进的理念。他告诉他们:吸毒问题不仅仅是吸毒者个人问题或吸毒者家庭问题,而是一个社区问题和社会问题。考虑到农村村民白天要干农活,他还特意将相关活动时间都安排在了晚上7:30-9:30之间。罗杰本人连续参加了长达5晚的策划活动。他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深深打动了当地的工作人员和村民,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D”(Detels)。

在罗杰的努力下,云南村民的防毒干预活动使该社区的青少年吸毒发生率下降了2.7倍,防毒效果显著。这一研究结果于2002年被发表在了美国公共卫生杂志上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为了在国际社会大力宣传此项干预研究,罗杰将干预模式介绍到了邻国越南、柬埔寨,此举极大地扩大了中国艾滋病防控措施的国际影响力。

在云南,罗杰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喜欢昆明这座城市,他不像上海、广州或者北京那么拥挤,却也充满了现代感,气候怡人。”他说。后来的近30年里,罗杰遍游深圳、香港、成都、南京等中国各大城市,但提起印象深刻的地域,他还是会说起陇川:“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村子,它非常的漂亮,不仅因为这里的风景美,也因为这里是我和我的中国学生吴尊友最早开始研究艾滋病的地方,它使我与中国结缘。”罗杰深情地说。

 

助华育桃李,防艾志不移

 

1989年,中国艾滋病感染情势危急,对于如何应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罗杰意识到,中国亟培养一批优秀的公共卫生领军人物,来对抗未来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他选择艾滋病防治作为重点合作领域。

1989年至今,罗杰利用其教学、科研专业优势及在全球公共卫生界的显著影响力,与中国开展了长达26年的艾滋病防治合作。他坚持每年来华1至3次,累计来华短期工作48次,共计在华工作时间 610天。即使是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学,他也利用这一教学平台,每年、每学期都在帮助中国培养博士、硕士、博士后。26年来,罗杰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国际一流艾滋病防治专家和骨干队伍。

1990年,针对中国缺乏艾滋病防控专家的局面,罗杰除及时为我国艾滋病疫情暴发处理献计献策外,还毅然决定要为中国培养高层次艾滋病防控人才队伍。而这需要筹措一笔相当可观的学费和生活费。当时的中美两国,在卫生领域的合作基本空白。面对各种不利形势,罗杰利用其个人的影响力,从其相关的艾滋病培训经费中挤出名额,支持中国政府派员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接受专业培训。从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长期培训高层次艾滋病防治人才队伍的计划正式启动,并一直坚持了下来。

凡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过这个培训项目的人员,无论是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还是接受博士后培训者,无不赞叹这个培训项目的作用和意义。他们都感叹,原来美国的流行病学方法和艾滋病防治技术与策略,结合得如此系统、完备和实用,大家开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提高了防控技能。

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可以为艾滋病防治事业长期发展提供持续的后劲,但需要较长时间。解决眼前急需的防治工作需求,还需要通过短期培训来解燃眉之急。从1991年在云南举办为期10天的艾滋病防控培训班开始,他积极争取国际经费支持,每年在华举办2至3期艾滋病防治短期培训。截至2015年年底,罗杰常抓不懈在中国举办艾滋病防控专业培训班51期,覆盖31省共培训3312人次,为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不断输送实用人才。

经罗杰培养的这支艾滋病防治人才队伍,已经逐步成长为中国艾滋病防治的中坚力量,其中不乏优秀的艾滋病防控工作领军人物,其中,4人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艾滋病专家委员会成员,一人成为中国唯一入选联合国全球43名艾滋病专家委员会成员。这些防艾领域的精英在制定中国艾滋病防治策略、掌握疫情、控制传播、减少死亡等关键技术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国艾滋病防治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勇踏“雷区”,消除歧视

 

谈起自己的入行经历,罗杰表示:“我跨进艾滋病研究领域,纯属偶然。”此前,他研究的主要方向是空气污染引起的公众健康问题,比如一些常规的疾病,如肺结核等疾病的传播与防控。而真正踏入这一行,对他而言绝非一帆风顺。

在美国,直到1981年,人们才第一次认识到艾滋病的存在。当时,罗杰冥冥之中感到了自己对于艾滋病研究的热情。当时,唯一罹患艾滋病的团体是男同性恋团体。那时的人们对艾滋病还相当有偏见,对艾滋病患充满敌意,认为他们是耻辱的。罗杰积极与这个同性恋团体的负责人取得联系,表示有兴趣研究他们的生活行为习惯和健康情况。面对罗杰的热情,对方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对他们的歧视和羞辱,是十分过分的事情。“结果第二天,他们改变了主意,允许我在这个团体中展开自己的研究。”罗杰回忆起当时接到对方电话的情景,“他们说,你通过了,可以加入我们的团体。”就这样,满腔热忱的罗杰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艾滋病研究。

“从产生研究和改革的想法,到真真切切地见证这个想法的实现,真是令人振奋。”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自己的“防艾”道路,罗杰感慨良多。

艾滋病的传播渠道,主要包括吸毒行为、性乱行为和同性恋行为,要在高危人群中控制艾滋病传染,必将触及这些敏感的“雷区”。在中国,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后,民众对于吸毒和性传播现象,还是讳莫如深,没有人愿意在公开场合展开谈论。罗杰准备采取循序渐进的工作方法,由不敏感问题开始,逐步推进,改变民众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思想观念。

“如果把艾滋病防控比作一个宫殿,那么中国刚开始建这个宫殿时,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需要一步一步来克服。”罗杰说。20年前的中国,重新吸毒率达到了95%。吸食毒品者在监狱了几年之后重返社会,大多数人在一个月内,又会重新开始吸毒。“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部分原因是公众对这些吸毒者的态度,他们认为吸毒者就是罪犯,对待吸毒者像对待罪犯一样。”罗杰分析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转变大众对这些吸毒者的观念,尤其是那些亟待帮助的吸毒者,我们一点点的帮助,就能有力地改变这个状况。”

公众对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有一种普遍的歧视,“这种歧视的存在,使得人们甚至害怕去医院进行血液病毒检查。好像是这个人一检查,他就是个艾滋病患者似的。”罗杰这样评价当时的艾滋病现状。

“在美国,为了对抗艾滋,我们试了很多方法。医生或护士每诊断一个病人都有义务为其做艾滋病检查。这成了一项日常检查,没什么好歧视的。”罗杰说,然而在中国,对病人和疑似病患的歧视依然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对艾滋病病毒的检查并不常见,而且总是在一些病毒易传播的高危行为发生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样的检查,通常已经晚了,”罗杰说,“甚至有很多人对检查漠不关心,对自己是否已成为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传播者并不在意。”

“有些人对于自己罹患艾滋病的事实并不能接受,我们要帮扶这些人,敦促他们接受检查。我不会停止防艾研究。”罗杰说。

 

一心助华,著作等身

 

凭借自己巨大的国际影响力,罗杰协助中国科研人员和学者进行科学研究,撰写科学论文,在国际学术杂志发表,帮助中国宣传艾滋病科研和防治成就。2004至2005年,当中国政府在既往有偿献血员和重点人群中开展艾滋病筛查时,国际社会反响很大,不少人指责这种检测措施违反人权,违背了国际通用的检测策略。罗杰在国际著名《科学》(Science)杂志撰文,阐述中国开展的重点人群艾滋病检测是一项重要的艾滋病防治措施,及时发现了感染者,不仅能为感染者提供医疗服务,减少他们发病和死亡,还能减少他们继续传播艾滋病的风险,能有效控制艾滋病疫情蔓延。这篇论文,用中国的事实数据向世界证明:检测是艾滋病防治的重要策略措施。

多年来,他在《科学》、《柳叶刀》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关于中国艾滋病防治科学论文100余篇。作为合作主编,在《艾滋病》(AIDS)、《国际流行病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成瘾》(Addiction)先后编辑出版了三期中国艾滋病防治进展专辑,全面介绍了中国艾滋病防治如何从科学研究走向防治决策和防治措施落实。这些科学论文的发表,宣传了中国艾滋病科学研究及防治成果,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艾滋病防治取得的成就和影响,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全球艾滋病防控领域的国际形象。

罗杰积极促进中美友好和合作交流。在重大国际会议场合,他曾多次高度赞扬中国政府积极务实的防控举措,以及艾滋病防控人员的决心和奉献。他驳斥别有用心之人借所谓人权之名,对中国的诋毁和抹黑,帮助国际社会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艾滋病防治实际动态。

提起罗杰,曾与他共事的学者均评价甚高,认为他是真心帮助中国,对中国艾滋病防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全球最杰出的艾滋病防治专家。

过去10年,罗杰因罹患皮肤癌,先后动了10多次手术,但他从未中断其每年来华援助的承诺。2015年,他前列腺癌手术尚未完全康复,需要每天穿着尿不湿,仍坚持来中国帮助我们破解艾滋病防治难题。作为一名全球知名的公共卫生专家,罗杰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珍惜与中国的友谊。

罗杰是一位冲浪爱好者,在洛杉矶的时候经常和两个儿子在周末出外游玩惬意冲浪,然后三人笑闹着回家吃午饭。“到了中国,我不能经常冲浪了,但是我会选择慢跑。”罗杰说,在他的有生之年,将继续以帮助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控制艾滋病流行和改善总体健康状况为自己的使命。他会继续在医学海洋里冲浪,谱写自己的幸运人生。(实习生周京锦、刘梦雨、肖玉婷参与采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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