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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瑞典人眼中1961-1962年的中国

2017-01-06 本文来自:《国际人才交流》2016/12 作者: 分享 |

一把中国蜡纸伞

 

 “我参观了故宫,里边几乎只有我一个参观者……建筑物疏密有序,一个小花园接一个小花园在我面前展开。各种建筑物严格按照南北中轴线两边排列。但是看不到凡尔赛宫或者我们瑞典王后岛上宫殿建筑群里死板的中心景观。尽管装饰繁多、复杂,但是到处都让人感到和谐、优雅。特别是殿脊和飞檐最为明显,还有大门。所有的风铃都可爱!那些像杨树叶颤抖的小风铃分布在屋顶各处。带有远古音律的一米多高的大钟庄重地挂在大厅里。”1961年,当时初来北京的瑞典人林西莉这样写到她对故宫的观感。

1961-1962年,外国人眼中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瑞典汉学家林西莉在其中国回忆录《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写到了这两年间她在北京、天津、上海、苏州、杭州、广州、武汉的见闻。在她的叙述下,那个尘封在历史中的时代缓缓展开。

“从1850年到1950年,瑞典曾是欧洲最了解中国的国家之一,但是1961年我到中国的时候,我对于中国一无所知。我从莫斯科出发,乘7天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一路上我紧贴着窗子坐着,急切地想看一看我正在去的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

林西莉回忆到: “我母亲7岁的时候,从一个曾到过中国的传教士那里得到一把漂亮的蜡纸伞,上面绘有黄绿两色兰花,这件礼物如今已经传到我手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    

传教士是瑞典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当时瑞典向中国派出了很多传教士,他们的初衷是想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但传教士实际上是皈依了中国文化,他们非常热爱中国。当时的制度是传教士在中国待六年,第七年被允许回到瑞典讲述中国。在回瑞典这一年里,传教士周游全国,开班进行关于中国的演讲,主要目的是筹款,回到中国后继续传教、新建学校和医院。科考旅行家斯文·赫定在中国的西北游历,他回瑞典所做的讲座非常受欢迎,他的一次讲座可以聚集一千多人。”

林西莉说:“除了传教士们的信息,斯文·赫定、考古学家约翰·格纳尔·安特生、语音学家高本汉等在自己的著作和巡回报告中都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知识,增加了瑞典人对中国的了解。”

据林西莉介绍,传教士、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和绝大多数商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离开中国后,瑞典对中国的认识形成了真空。绝大多数瑞典人知道中国在1949年发生了革命,知道朝鲜战争,知道因此中国和美国陷入激烈冲突,不过再多就没有了。

因此林西莉1961年刚到中国的时候,用了几个月才渐渐明白这里发生的事情。

 

另一个世界

 

林西莉正式接触中国社会是从她抵达北京一周以后的北京大学开始的。她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北京大学的校园、简陋的宿舍环境以及学校对于学生的严格管理。

 “北大的大食堂或空礼堂每天开三次饭,每个学生自己带一个小布袋,里面装一个搪瓷碗,炊事员按量把饭菜用大勺子直接放到他们的碗里。主要是米粥或者面条,上面漂着几根白菜叶,是去年秋收剩下来的。”

林西莉谈到有一次她与一个小男生的故事:“我当时会给家里寄很多家书,我有一次在贴邮票的时候发现一个小男孩非常认真地看着我。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好奇我的金发和面孔,后来我发现他其实是在看着我的手,我突然明白我手上拿着的糨糊,其实能当这个小男孩一天的饭,我当时觉得非常难过。”

“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的头发掉得非常厉害,于是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缺乏维生素B,于是每周我都要去一趟医院扎维生素的针。在瑞士,我们都吃肉、鱼、起司这些高蛋白的东西,当时我们蛋白质的摄入量其实是比现在要高,所以当时到了中国后,我对食堂特别不习惯。”林西莉说。

除了生活上的艰苦,林西莉还感觉到束缚:“我这个时候才明白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国际学生与中国学生是完全隔绝开来的,我们能看到中国学生,但不能和他们交流做朋友。”

 

《古琴》

 

林西莉的这本回忆录中有一张插图,那是林西莉年轻时的黑白照片,那时的她头发光亮平整、面容清瘦、衣服剪裁合体。她端坐在一张古琴前面,双手一张一合,正贯注精神演奏乐曲。古琴架在一张雕着舒张的蔓草的古旧桌子上,林西莉背后的中式座椅亦镂刻着繁复的中式花纹。

谈到古琴研究会时,林西莉脸上开始漾起笑容。她说:“那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中国。”

“朝护国寺街开的大门平时关着,但是院内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着的,各个房间里的人都在紧张地工作。我的老师是王迪,我们在一个大屋子里上课。我们坐在窗子旁边,隔着琴面对面坐着。她使用一口8世纪的红色优质古琴,我使用的是从古琴研究会借的11世纪的古琴。在隔壁工作的是古琴演奏家、画家溥雪斋,他和蔼可亲,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表亲,他是建立古琴研究会的倡导者之一。”林西莉回忆道。

林西莉说:“这些教古琴的人非常有教养,非常真诚。他们不仅教我弹琴的技艺,也教许多琴背后的文化和知识。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弹琴两年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之一。”

回忆古琴研究会的老师们,林西莉称他们是她遇到过的最博学的知识分子。“不管我问什么,他们都能回答,不管是诗词歌赋、瓷器、哲学、建筑学、音乐,还是养兰花的技巧。在古琴研究会的岁月里,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深的崇尚之情。古琴研究会是我留在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林西莉说。古琴研究会是当时中国的一块绿洲。这块绿洲无疑给了林西莉极大的慰藉。

多年后,林西莉结合几十年学琴的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体悟完成了《古琴》一书,2006年一出版即获得当年瑞典最高文学奖——奥古斯特文学奖,在瑞典又掀起一股中国热、古琴热。2009年冬天,77岁的林西莉又把她的《古琴》带回了中国,她说:“我在中国学到很多,我很高兴能用这本书来回报中国。”(转载自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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