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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外文局 “老专家”的点滴故事

2016-11-01 本文来自:《国际人才交流》2016/09 作者:黄友义 分享 |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30多年间,全国政协活跃着一批特殊的加入了中国籍的外国人,他们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来到中国,一辈子扎根中国的外国友人。他们大多在对外传播领域工作。作为在中国外文局工作的同事,我和他们当中一些人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从他们身上深深感受到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幸得到他们在业务上的谆谆教诲,至今难以忘怀。

 

一心扑在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爱泼斯坦

 

他们当中知名度较高的是爱泼斯坦,熟悉他的人都称呼他艾培。他1915年出生于波兰,早年在哈尔滨、天津等地上学,后来在中国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的驻华记者。1944年,他以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和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过延安。1951年,受宋庆龄之邀,他来到中国,参加创办《中国建设》杂志英文版。在思想大解放、对外传播事业大发展的80年代,他担任了该杂志的总编辑。他曾经撰写过多部著作,包括《人民战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西藏的变迁》、《宋庆龄传》、《见证中国》,为对外传播中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1975年到外文出版社工作时,艾培正在英文部当改稿专家。这让我有机会得到艾培手把手的指导。我参加工作翻译的第一篇稿件,就交给他修改润色。等我拿回来时发现,我用老式打字机打印出来的稿件每一页都他用红笔画成了大花脸。艾培手写的英文犹如中文草书,山花烂漫,个性突出,不熟悉还真的难以辨认。我对自己翻译的稿件改成花脸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对艾培生花妙笔的笔迹很不熟悉。然而,辨认字迹的过程正是字斟句酌研究他的修改的一个难得机会。实在辨认不出来,我就干脆站到他的办公桌前一一请教。他对一个年轻人的打扰丝毫不反感,反而仔细解释他为什么这么修改。也就是从这篇稿件开始,我们开始了30多年的工作友谊。从那时开始,他那口清脆而又厚重的美式英文像悦耳的音乐一直激励着我学习和热爱对外传播工作。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中国的对外书刊出版发行工作进入了一个特殊的低潮时期。对外出版图书对编者和译者要求高,出版周期长,是慢工细活,作用长远,不像电视节目容易产生轰动效应,当时不少人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对外出版。我记得艾培无论大会小会都主动给从事对外图书工作的人员打气鼓劲。他说,在国外,电视节目早就很发达,但是人们仍然写书、出书、看书。他从国外同行那里了解到,很多电视节目都来源于图书的灵感,制作者是看了书后,才开始编制电视节目的。

艾培是这样说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那段时间,他先是用英文撰写了《宋庆龄传》,接着又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见证中国》,希望通过讲述个人的故事来展示中国的变化和发展。

艾培选择了中国,入了中国国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赤子之心撰写的个人回忆录完成以后,打算在美国寻找一家出版社。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西方一直在等待中国的垮台。与现在不同,在那时的气氛下,一本为中国发出正面声音的图书在美国很难找到出版社接受,美国出版社说,唯一的可能是艾培修改书稿,改变对中国的评价。

艾培委托一位美国友人在当地寻找出版社。经过一番徒劳的努力后,这位美国出版界友人找到我,说明难以实现在美国出版的愿望,又不愿意让艾培失望。正好这时外文局和一家香港公司在美国合作成立了长河出版社。我请示了领导,又同我们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商量决定由我们在美国的出版社出版此书,也得到了艾培的同意。我们在美国聘用的编辑认为,要让该书影响大,得把艾培是犹太人作为卖点之一,坚持在英文书名中加上“美国犹太人记者”的字样。艾培写书的目的在于传播中国,而不是宣传自己,一开始对此有些保留意见。其实,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一干就是数十载,蒙冤坐过监狱,当过媒体高管,是全国政协常委,受到中国人民的高度爱戴,70岁生日和80岁生日得到邓小平和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的单独会见,已经说明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充满传奇故事的一生,足以引起读者的兴趣。然而,出版业在国际上既是高度商业化又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领域,光凭正面故事和良知有时得不到应有的效果。在我们的鼓动下,艾培最终也无奈地接受了美国编辑的建议。果然,这本书后来得到了很好的书评,也成为一些大学新闻专业的必读。

艾培是严肃的。他每次见到我第一句话总是“小黄,你在忙什么工作?”(Xiao Huang, What are you working on?)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外文局主要分管对外传播报道工作,也包括外国专家的管理。此时艾培很少到办公室来,但是我常常接到他的电话。除去永远不变的“你在忙什么”之外,他还就单位的业务、队伍培养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人在家中,心在工作上,家中用来工作的电脑坏了,他会打电话找我安排人帮他修理。

艾培发现外国人不了解中国,而许多外国人在中国革命成功前后几十年撰写了正面解读中国的著作,于是他和一些同志决定发掘这批作品的现实作用。利用朱镕基总理会见的机会,艾培提出了把这些著作重新出版一套名为“中国之光”的丛书,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持。朱总理很快做出了批示,这套书不久就与读者见面了。

自然规律是无情的。就是这么一位令人敬佩的老人,也在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他的晚年,我们一起吃饭时,我发现他双手的自控能力在下降,看到他有时不能保证食品干净利落地入口,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幸亏有他夫人黄婉碧女士的细心照料。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听他说话,但又不忍心看到老年人的衰老。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医院的重监护室。这一次,我没有听到他那句清脆而又浑厚的英语“What’re you working on你在忙什么工作?

2005年,90岁高龄的艾培终于停止了他的奋斗历程。然而,他留下的敬业精神不朽的作品仍然在激励着中国的外宣人讲述中国的故事。所不同的是,今天人们面临一个更愿意倾听中国声音的世界。艾老如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十分欣慰的。

 

“厉害”、坚强的魏璐诗

 

原籍奥地利的魏璐诗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她1932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来到上海。通过中外进步人士,特别是宋庆龄的影响,了解了学生运动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决定长期留在中国,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魏璐诗1946年到美国纽约,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1951年回到中国,成为中国对外宣传战线的英文和德文专家。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6年她走完了中国之旅。

我刚参加工作,就听人介绍说魏璐诗对待工作是一位十分“厉害”的人,“不好惹,很多人怕她。”果然没多久就领教了一回。有一次,单位请了几位当红作家和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专家座谈。那天话题广泛,其中谈到中国的传统婚姻观和丧葬习俗,我去参加翻译。座谈会举行一下午,只安排了我一个人翻译。会议开到下半节时,经过一段时间的高度集中,我大脑过度疲劳,显然已经难以继续准确工作。一开始话题是丧葬习俗,讲话人谈到在中国农村正提倡丧葬习俗的改革,提倡火葬,减少土葬。在这个话题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英文字是“bury”。接着,话题转到婚姻习俗,讲话人介绍了中国人的传统,如找对象讲究门当户对,订婚要送什么聘礼等,关键词是结婚和婚姻,这个话题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英文字是“marry”。此时,我心里想的是“marry”,嘴里出来的却反复是“bury”。现场效果可想而知。隔着好几排听众,我看到魏璐诗频频摆手,嘴里大声喊着什么。在场的中外听众只要没有打瞌睡,大概都发现了我的错误,他们心里都明白我的翻译是一时口误,甚至可能理解到我翻译了一下午,疲惫之下难免口误,出于礼貌他们都一声不吭,唯独魏璐诗不给情面,在众人面前,高调大动作指出一位年轻疲惫翻译人员的一时错误。这时领导终于派上场一位老翻译,对我说“你太累了,休息一下。”下了台,我才有机会了解到凡是该用“marry”的地方,我说出口的都是“bury”,真是南辕北辙,且这两字用反,更是十分滑稽。认识到自己的荒唐口误,我真感谢魏璐诗及时出手,没有让我继续出丑。其实,当一个人犯错误时,能有人及时指出制止,乃一大幸事。

后来类似的纠错,我遇到魏璐诗干过多次,只不过后来出丑的翻译恰巧不是我。回想起来,魏璐诗的这种严格对年轻业务人员的确是一副良药。俗话说,严师出高徒。魏璐诗这种不讲情面的做法对翻译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我认为不能把她的做法简单归结于严厉,而是对年轻人的一种爱护和帮助。

如果说魏璐诗对别人严格,她对自己更加严格。进入暮年,她的身体越来越差。有一次因为肿瘤和发烧住院,我去看望她。此前,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她了。这次,见到她躺在病床上,没有了往日的精神,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也不见过去的洞察力。她依然白净的脸上长了好几个肿瘤,额头甚至嘴唇上也有了病灶。当时,她还发着高烧,其痛苦可以想见。我问候她,她平静地告诉我“不疼,不难受。”还说,“谢谢你们来看我。”我问她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为她做些什么。她都表示不需要。听着她的话,看到她的状况,我感到了她的坚强和毅力。一个外国人,几十年生活在一个与家乡文化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尤其是进入老年时期,遇到的问题和碰到的孤独可想而知。老太太硬是这么挺过来了。

她去世后,安葬在上海宋庆龄陵园,继续厮守着她终生的老朋友宋庆龄。

 

好客、勤快的陈必弟

 

陈必1915年出生在加拿大,后在美国俄勒州长大,1936年来到中国进入岭南大学学习,1937年回到美国继续大学学业。1940年第二次来到中国,在天津安家,1961年开始在外文出版社英文部做改稿工作。曾经是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与魏璐诗的“严厉”和“倔强”不同,她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慈祥温柔。老同志告诉我,去陈必家,必有茶点招待。她喜欢交往,在还没有互联网的那个时代,她经常给各地的熟人写信,全国各地与之通信的朋友男女老幼都有。信是英文的,信封得用中文来写。当时她住在外文局大院办公楼后面的专家楼,距离办公室很近,隔一段时间她就叫我去她家帮她写信封,少时五六封,多时十几封。每次,她都冲好茶,准备好蛋糕。

她家里经常有来自海外的外国友人寄宿。在她那里,我见过好几位国际知名的记者、作家和翻译家。有一次,她说最近休息不好,原因是家住着一对美国人,其中的夫人夜里不睡觉,有时小便也不能自理。这对夫妇跟中国交往很深,先生是一位著名记者,长期坚持正面宣传中国,虽然专业出色,但是在美国大的新闻机构找不到工作,日子过得不富裕。这次来华采访,就住在陈必家。我随便问了一句,那位老太太患的是什么病,陈必说:“Alzheimer’s”,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英文词,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外文说法。我建议陈必向单位提出来,让组织帮助想办法安排一下这对老夫妇的住宿。陈必说,他们要住一个多月,住宾馆更不方便,还是在这里舒适一些。

她书写工整,字体大方清晰美观。看她对稿件的修改,有一种美的享受。各位老专家风格不同,陈必属于勤于动笔的人,拿到别人的稿件通常改动较大。听说有一次,一道工作的一个美国人想捉弄她,用打字机打了一段美国大作家杰克·伦敦小说里的话,交给陈必过目。不知其中有诈,陈必按照习惯,在稿件上修改了一番,然后被那位同事嘲弄了一番。其实,作者写作时代不同于陈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些修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于我们这些中国翻译来说,要把母语中文翻译成地道的英文,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任务,要达到正式出版水平,离不开外国人的润色修改。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拿出的是半成品,只有经过他们的打磨,才可以成为拿给外国读者的成品。基于这种考虑,我一直希望陈必对我的稿件大修大改。

和她在同一间办公室共事多年,我受益最多的是跟她一起合编了一本教授外国人中文的小册子。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来华旅游的外国人逐年增多。为了帮助他们在华生活方便,领导决定编写一本简易的汉英对照口语小册子。于是,陈必一句英文我一句中文,按照外国人来华生活经历顺序编写。有一章节内容是关于发廊的。陈必说出了一句英文,而我长期在街头小店理发,不知道用哪个中文词应对她的英文,她脱口而出:“做头发。”这次我学的不仅是英文,还跟外国人学了中文!随着编写工作的进展,我发现她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许多时候我只不过把她说的中文和英文打下来。这本书编写完毕准备出版时,领导问我如何署名。我表示陈必贡献大,她应该署名,我不该署名。后来领导定,我们都用假名,借用我们的姓的谐音,以“程荒”作为该书的编者。

署名,陈必坚持她的名字不用“”而用“第”字。但是,出于习惯,有人把她的名字写成陈佩蒂,有人写成陈碧娣,更多的人写成陈必。一有机会,她都认真纠正。我几次想问问她,为什么要坚持用“第”字,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留下永远的遗憾。

陈必孩子小的时候,跟她住在一起,后来陆续成家,又去了美国。随着外文局专家楼的停用,陈必也搬到了友谊宾馆。离办公室远了,我去看她的机会也逐渐少了。直到2006年她去世前,她经常托人给我口信,希望我去看她。渐渐地我感觉到了,她一个人住在友谊宾馆的寂寞。当时,上级部门决定拨款给在华生活了一辈子的外裔老专家每家购买一套房子。住在友谊宾馆的大部分老专家都陆续买了房,搬走了。但是陈必决定不买公寓房,就住在友谊宾馆。为此,她也放弃了国家拨给的购房款。

如今,她在友谊宾馆的住所早已是人去楼空。在我的办公室还保留着和她一起编写的那本汉简易对话手册。令人欣慰的是,出版社的同事告诉我,该书还在销售中。

这些德高望重的外裔老专家一个个都走了,2014年10月份又送走了沙博理,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对我的帮助让我终生受益。

(本文作者为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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