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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璐诗:我的前半生

2016-06-29 本文来自:《国际人才交流》2016/05 作者:文/魏璐诗 译/李蔚峰 分享 |

    编者按:2016年3月6日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和同志魏璐诗(Ruth Weiss)逝世十周年的祭日。魏璐诗于1978年写下这篇回忆散文,原题目是《城南旧事与新的期待》,现节选部分登载。

“1933年10月2日,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

 

每年的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欢天喜地庆祝她的生日的时候,我的思绪却禁不住来到了10月的第二天,那是我一生中十分重要的日子。1933年10月2日,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

离开故乡维也纳,我从威尼斯乘船直奔上海。出发前,我一边安慰着自己,一边劝慰着为我送行的家人,让他们不必担心,我此行只是作为《维也纳报》的自由栏目记者到上海进行为期半年的修学旅行。一年前,我刚刚毕业于维也纳大学的语言系,颁发博士学位的仪式又臭又长,负责此事的哲学系主任抱怨道:“你们拿个博士学位就像工厂里生产香肠一样繁琐!”

去中国修学的想法由来已久,在维也纳,你会有不少机会与这个遥远的国度发生某种联系。比如艺术和文学就会让你对中国文化略知一二。奥地利作曲家马累的一首交响曲就是在中国唐代诗人李白和王维诗歌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美泉宫城堡内摆放着许多来自中国精美绝伦的花瓶和造型各异的瓷器,当然是不同时期帝国主义冒险家们从中国掠夺来的。奥地利作家克莱班德的话剧《粉笔圈》描写的是发生在中国的一次庭审情节,演出给了观众们对那个国度的无限遐想空间。

1929年,我在大学的第三个年头时发现领事学院可以上中文课,于是我就报名并被录取了。维也纳作为国际大都市,我遇到了不少政府派来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或政府的办事人员,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隐隐约约感到在他们的国家一定会有我生存的一席之地。那时,在希特勒称霸的中欧没有像我这样出身在犹太家庭女孩的落脚之处。

就这样,抱着美好的愿望却对那个国度一无所知,我只身来到了中国。

 

见证旧中国的苦难

 

如同许多人一样,最初的计划往往并不能如愿,我为《维也纳报》撰写的自由栏目文章无法继续下去,因为我所写的反映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文章无法得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认可我只好另谋生存之道,在上海犹太人学校,实际上是一个慈善机构,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上海期间我结识了路易·艾黎,一位传奇的新西兰人,他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之后,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在1933年秋天,路易·艾黎给予了我特别的帮助,他带我参观了穷工人居住的贫民窟和简陋的车间。工人的工资低可怜,做工的人大多是童工,他们吃住在机器旁或者阁楼的储物间里。由于连年不断的洪水、干旱和饥荒,加上蒋介石政府的无情压迫和视而不见,大批的人们从农村涌入城市,包工头们趁机发大财,甜言蜜语地诱惑这些人来到城市后便突然翻脸,推翻了他们最初的承诺,劳动人民成了统治阶级和外国投资者们压榨的对象。

假如当我所乘坐的客船经过苏伊士运河的塞得港的时候,我对帝国主义和白种人如何剥削贫穷国家人民是略知一二的话,那么今天在上海对这些工厂的实地考察我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课,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带给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

与此同时,在上海犹太学校对“慈善”的所见所闻,让我看清了外国等级制度在中国的体现。英国人、美国人等处于顶级的位置,白俄罗斯稍次,印度人处于更次的位置,而悲惨的中国人则处于最底层。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处在中国统治阶级的压迫之下。这样的情景就如同处在同一地理环境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上海犹太人学校是由阿拉伯籍的英国人开办的,他们靠着土地投机生意大发其财,同时还做着鸦片和其肮脏的交易。靠着他们挣来的不义之财,他们才能对白俄罗斯犹太人的孩子们施舍些“慈善”,那些孩子的父亲大多是些出租车司机、夜间看门的值守等收入微薄的人,他们的母亲则大多只是在夜总会里当舞女或者是在商店里做售货员。我班里的孩子经常是早晨饿着肚子来到学校,学校免费提供的午餐或许就是他们一天所能吃到的全部食物。

当了为期6个月的试用教员后我便被解雇了,此举正合我意。因为我对他们要求我在宗教仪式活动中所表现的虚伪,以及他们要求孩子们要对他们所提供的一点教育和食物真心感恩的嘴脸,实在令我作呕。这种经历使小说中描写的英国十九世纪孤儿院里的情景更加可信,让人憎恨!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是继埃德加·斯诺之后第位代表中国人民向世界报道“红区”以及发生在那里的见闻的人。那时我读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并偶然看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文明对殖民地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虚伪和残暴的精辟论述,既要赤裸裸压榨人民但表面上还要装得冠冕堂皇。

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军阀们在其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下,相互厮杀,争夺势力范围。劳动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整天看到,大街上穷苦的人们拉着装着沉重货物的独轮车在飞奔,人被当牲畜使用;骨瘦如柴的人力车夫载着富婆阔少东跑西颠,汗流浃背;警察们非但不是保护者,反而骄横跋扈,挥舞着棍棒驱赶着穷人和乞丐,他们完全不顾劳动人民应有的基本人权。我记得有一次当我指着一个睡在商店屋檐下的男孩给一位白俄罗斯女人看时,她耸了耸肩不屑一顾说道:“那又怎么样?那不就是个中国人!”

有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样的朋友和老师,生活又赋予了我新的意义,我可以成为转动历史车轮上的一颗螺丝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因为那时候外国人比中国进步人士在进行各种活动时享有更自由的空间。比如我可以成为传递各地消息的“问询员”。在这一过程中我了解到了有关长征的相关情况,见到了一些胸怀着国家命运而非只求享乐的中国人。

经人介绍我有幸结识了孙中山夫人,像其中国妇女一样,她使用自己的名字,宋庆龄,她不顾近亲们的阻挠,积极同情进步事业。我见到了鲁迅,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和社会评论家。他旗帜鲜明反对那些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腐文化和伦理道德,反对那些要将中华民族出卖给外国人的民族败类。鲁迅将德国木刻艺术家Kaethe Kollwitz的木刻作品介绍到中国,借此传播其革命观点。也就是在他辞世的1936年10月16日之前的十几天,我在上海举办的一次木刻作品展览会上最后一次见到他。在送别他的日子里,几万人冒着风险围着他的灵柩缓步前行,向这位无所畏惧对着一切非正义怒吼呐喊的英雄致以最后的敬意。

 

申请中国国籍,与中国共抗战

 

1937年末,侵略者对上海狂轰滥炸,而我得到了一份在中国成都——内陆省份四川的省会工作的机会。我给家人写信对我的爽约表示歉意,这份新工作带给我如此难得的机会,我再待上一年半载的也无妨。

然而事与愿违,就在我乘坐的客轮离开上海开始36个小时的漫长航行的那个夜晚,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大规模的轰炸。整个城市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一座座楼房瞬间化为瓦砾,包括当时在远东设备最好的商务印书馆,通信也都被迫中断。人们四处狂奔,躲避着从天而降的炸弹。

我经历了8年的抗日战争,其中6年在成都,两年在重庆。在成都,我与一位中国工程师结婚,1943年他去了美国留学。那时我得到了一份一半教书,一半兼做秘书的工作,这就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人特别是学生。战争让我们都投身到了各项社会服务之中,尽管国民党当局从他们狭隘的观点出发,不允许我们做更多的事。因此,我们就成立了战时服务团,救护那些在轰炸中受伤的士兵和平民。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申请中国国籍,因为中国一直与反纳粹的国家站在一起。我感觉就像生活在“同一世界”,就像美国政治家威尔基·温德尔(他曾在战时来中国访问)所著的书名一样。在成都,你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如:英国的斯坦福·克里普斯爵士、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安塔尔博士率领的印度医疗队、菲律宾红十字会、居里夫妇的小女儿以及众多的记者。

1943年,我从成都搬到了重庆。在重庆的两年期间,我分别在“外交使团”办公室、加拿大使馆、联合国图片新闻办公室做了三秘书工作。几个月之后抗战终于胜利了,它带给了人民无限的喜悦,我们的办事机构也结束了使命。1945年11月,我踏上了驶向上海的客轮。

 

“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此时我被获准得到了前往美国的签证,1946年3月的一天,我冒着雨登上了驶往美国墨西哥湾的一艘货轮。

我丈夫那时正在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准备博士学位。我经过努力,最终在联合国广播部得到了一个秘书的职位,在那里一干就是5年。我的护照是中国(国民党)政府签发的,所以我每两年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工作了3年之后,1949年夏天我回到了中国。那时北京和上海都已经解放了,而南方部分省份还没有被解放,想回国的人必须从香港乘船北上。我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好大的力才买到一张英国轮船从香港驶往天津的船票(此船谎称是驶往南朝鲜的仁川,以避开国民党蒋介石军队的轰炸)。

我最终来到了北京,见到了许多朋友,看到了为了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做的各项准备,因为会议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宣告成立了。我还得到了许诺那就是我和丈夫还有孩子无论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我俩的工作没有问题。1949年9月中旬我离开北京回到了纽约继续联合国的工作。

第一次来北京给我留下的一个景象始终在我脑海里萦绕,那就是二战结束之后,用人拉的人力车已经在街头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脚踏的人力车,人不再被当作牲畜一样对待。1949年那年我来北京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婆婆带我去看望几位朋友,她坐在人力三轮车的前面,我则坐在后座上。走着走着,突然间那位车夫高声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下意识对他嘘了一声,意思是让他小点声唱。因为我在1946年离开了中国,那时正是国民党统治的时候,没有普通人敢公开提到共产党几个字,更不用说公开大声唱这种歌了!而当我缓过神来,才觉得北京是真正的解放了,人民可以当家做主了,这位车夫有权这样放声高歌。

另外一个和三轮人力车有关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记得旧社会无论是人力车夫还是三轮车夫,都希望在节假日期间拉客因为能够得到乘客额外赏几个零钱。而新社会的到来,情形却大不一样了。有一年春节,我们在婆婆家过完“年三十”后,居然找不到三轮车送我们回家了,因为车夫师傅们那时也都在家里过年呢。那时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在不同的地点下设站点,你要用车一个电话就解决了,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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